在北京的理发店，听到青年师傅用家乡话招呼他的伙计，我一下就听出来了，他是我的老乡，因为他带出了一个口音，是四川广安地区特有的。我也说了一句家乡话，小师傅也听出来了，他问我来自哪里，我报了家乡的小地名，同样带出了那个口音，并问他家在哪里，孰料他坚定地说出了省城的名字!
省城的口音，我熟悉，跟我们家乡差别大。我只好哦了一声，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用家乡话交流，有一小会儿沉默。然后，似乎很自然地，我们又生硬地归顺了京城的语言环境。理完发出来，我还在为这个情节伤感。
在人性的范围，于异乡听到乡音的亲切，是一种反射，是不需要通过思维的。革命领袖曾经在革命影视剧里爽朗地大笑着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有一度，第一代打江山的革命领袖在影视剧里必须说家乡话，以致革命剧搞成了方言大会。这无非就是为了把他们人性化。而同样在这样的影视剧里，小人物却必须用普通话把他们统一成普通的战士，除非这是一位特别需要突出的战士。
没有一种语音是空洞的，语音是身份和地位的名片，而语音在使用中，自然标明了话语权。毛泽东用韶山土话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不经转述，很多人是听不懂的，但至今被人神话般模仿。邓小平也一直使用他十五岁前获得的广安土话，也是不好听的，但也没有人认为他应该说北京话。关键在于，他们的语言，要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就是“一句顶一句”，必须被倾听。
然而，换到一般外省人在北京说家乡土话是什么后果?别人听不懂，倒霉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小人物跟大人物的区别，就是小人物的一生多使用祈使句。小人物的祈使句人家听不懂，可能就乐得听不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弹琴听声，说话听音，语言永远有一种背后的本质。小人物需要放弃乡音，才有更多的认同。
但乡音是一种顽疾。即使一位大人物可以属于某一种方言和乡音，也不足以让一种乡音流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乡音。当我对新朋友介绍我的籍贯时，可以在广安前面省略省籍，同时会听到，啊，伟人故乡。我非常清楚这句话没有恭维我，甚至也没有恭维广安。因为谁都知道，广安和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有土豪也有贫民，而人家在说这句客气话的时候，一是看你是不是当地豪强，二是你的语音是不是足够家乡。如果你出身一方豪强，又成功地忘记了乡音，那么，恭喜你，你足以受人尊敬，你的籍贯才不是你的负资产。
一个人要习惯性地背叛自己的籍贯和乡音，必须经过强烈而反复的刺激，在灵魂深处暴发革命。新中国以来，身份、出生地和户籍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每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就在那一纸卡片上。重要的是，各个阶层差别巨大。官员和百姓，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差别大到改变一种身份就意味着巨大的奖惩。例如，公职人员被贬为农民，城市户口被籍没成为农民，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命运转折。
而乡音却是洗不掉的身份证。八十年代中国的城市开始查验城市流民的暂住证，其实首先查的就是乡音。因为你一开口就暴露了你的身份。不知道有多少人吃过乡音的苦。终于，反乡音和反故乡就是反落后和创文明，摆脱乡音成为入城的硬通货和城市居留证。这种悖逆的感情不仅是现在，将来也会在嫌贫爱富的社会里和阶层差距长期共存。
我小时候感受过一点点革命时期的浪漫，主要症候就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还想拯救世界呢。这导致我心理上不承认自己的底层特色，甚至到了成年，读欧洲小说的时候，看到“外省人”的概念，也麻木到不往心里去。巴黎是多么势利的地方，外省人就是下等人。后来我成为教师，有一次旁听了一群女教师在一起取笑各自家的保姆，内容多与“家乡”有关。可见，家乡是可笑而且可耻的。终于我也开始反思“底层人民可笑的缺点”。到现在，我承认，只有真正的大人物才配拥有不避底层身份的豪气，像卢梭这样聪明的人，也会陷在底层出生的阴影里，“外省人”和“乡下人”是必须服气的。
即便今天的中国，故乡已经成为一种忧伤的抒情，乡音写在作品里，显得很文艺，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鄙薄自己的家乡，诅咒自己的乡音。原来，故乡只是一种暗恋，偶尔提一提，夜深人静时想一想，也就够意思了。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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