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人们根据胡适和鲁迅的见解，一般认为古典小说《西游记》是明代儒生吴承恩创作定稿的。这其实是一种错判。据笔者研究，《西游记》是全真教徒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领衔创作推出的，与吴承恩无关。而且，《西游记》与关中有着不解之缘。
一
全真教由关中人王重阳创建于金元之交。王后来到山东一带传教，招收了被后人称为“七真”的一批弟子，其中包括对全真教发展有最大贡献的山东人丘处机。丘在王离世后到关中潘溪(今宝鸡)和龙门洞(今陇县)修炼并发展全真教，主导性地造就了至今决定着道门的全真教。丘处机被看成是全真教最大门派“龙门派”的创始人，说明了人们对丘在龙门“成道”的重视。
作为全真教“龙门派”创始人的丘处机，离开龙门洞后，应邀西游万里讲道而受到了成吉思汗的器重。而跟随丘西行的全真教徒李志常所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是《西游记》产生的文献远因。它所掺杂的“老子化胡”思想，成为日后佛道较量的诱因，并与《西游记》创作有斩不断的因缘。因为，丘于1227年在今天的北京去世后，继其“掌教”的尹志平，在丘的祭堂即今北京的“处顺堂”，根据《长春真人西游记》主持绘制了《西游记》壁画，因其中“老子化胡”思想，对身为“胡”的元室构成了不尊，而被佛徒告发，引致元室1231年派人抓捕李志常。这实际上就是《西游记》创作的“结胎”。《西游记》书名，根源于“处顺堂”的《西游记》壁画。胡适和鲁迅虽对中国文化建设贡献多多，但他们一口否定《西游记》与《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一切关联，则是不妥的。其文化负效应是在否定迷信的名义下，导致了国人对《西游记》及其宗教思想的长期误解。而“处顺堂《西游记》壁画事件”的背景，一是元室慑于当时全真教势力太大，予以压制;二是当时元室崇信的佛教若干徒众(包括元代皇室尊崇的藏传佛教徒)向全真教寻衅。后来，在僧人控告下，元室于1255年、1258年和1281年，前后三次围绕“老子化胡”问题，实施佛道“御前辩论”，置全真教于败境，并下令焚毁大批道门经典，极大地打击了全真教势力。元代全真道士迫于高压，对此三缄其口，但这“经厄”事件是他们撕心裂肺的痛史，《西游记》创作最早根植于此种心理背景。它又名《西游释厄传》(见《西游记》第一回)，原因在此。
二
在当时的佛道斗争中，李志常的弟子史志经是扩散古代伪书《老子化胡经》并炮制《老子八十一化图》的主要人物之一(至今，陇县龙门洞还有“老子八十一化图”之类壁画)。他曾在关中华山为道门主持，后来赴北京，曾受命按照处顺堂《西游记》壁画的主旨创制《玄风庆会录图文》，宣扬丘处机西游讲道等一生“圣绩”，并于1274年前后在陕西关中全真教祖庭重阳宫刻印之(此图文今尚存)。此“图文”虽然因避嫌疑而未再以《西游记》题名，但实际上是今古典小说《西游记》的最早初稿，所以，关中是小说《西游记》初稿的最早出版地。种种迹象显示，这个初稿体现着元代全真教教义秘史。清人陈文述说，“世传《西游记》，则丘祖门下史真人弟子所为”(见清人平步青《小栖霞说陴・西游记》)，看来不是空穴来风。1304年前后，史志经的这个最早初稿又传入江南。后来这一主旨被“嫁接”于当时已比较成熟的佛教“唐僧取经”故事框架之上，并充分借用江南话本创作的有利条件和有关力量，形成了此后全真教徒对《西游记》创作数百年推进的格局。
三
我注意到，中国最早记载《西游记》作者是丘处机的文献(宋代《重修长春观记》碑文)即产生于宝鸡，长春观建于丘早年在宝鸡溪苦心修炼之地，立碑人是丘的弟子尹志平任命的长春观观主卢志清。此碑立于1248年，碑文中有一段说：“常人入道，便废斯文，专事修养。长春则不然。访古则纪之吟咏，登程则寓之述怀，咳唾珠玑，语句超俗，曰《溪集》，曰《鸣道集》，曰《西游记》，历在可观”(见张文主编《丘处机与龙门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287页)。此碑文之所以写明立碑时间为“岁著雍君滩”，因当时蒙古尚未称“大元”，北方又不能用南宋年号，故用了太岁纪年，时当南宋淳祜八年(蒙古贵由汗三年)即1248年，这显然是中国关于《西》书作者为丘处机的最早最原始的记载。此碑之立，正当北京“处顺堂《西游记》壁画事件”之后17年，距丘处机离世也仅21年，当时史志经《玄风庆会录图文》正在创作中，其中所透露出的消息引人注目。
从清人钱大昕开始，中间经胡适鲁迅等人的强化，迄今不少论者斩断丘处机与《西》书的关联，一口咬定关于丘撰《西》书之古代记载，源自人们把丘的弟子李志常所撰《长春真人西游记》误为丘作《西游记》，并列在丘的著述目录中。在《重修长春观记》中，是不是如这些论者所讲，卢志清等是把《长春真人西游记》弄错书名挂在丘的名下，从而形成误断呢?我看绝对不是。
钱大昕及胡适、鲁迅等人在作出判断时，大体均认为《长春真人西游记》撰成后，当时未刊行，只在道众中手抄流传，故容易使人们误把两书相混且认为丘作《西》。其实，《长春真人西游记》在丘离世次年即刊行(参见陈法永参与主编的《重阳宫与全真道》，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下距《重修长春观记》之竖石仅20年，有关当事人大多健在，《长春真人西游记》又是作为全真道士“传统教育”的教材面世的，读者知者不少，卢志清怎能如此大意而把二者相混呢?何况，《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编者李志常，与《重修长春观碑记》立石人卢志清的师父尹志平，均系丘当年西去大雪山的随从。在当年宗教氛围很浓且教阶颇严的条件下，对李所编书，尹的徒众绝对不会把作者及书名搞混。另外，《重修长春观记》的碑文，不似后来关于丘的某些传记，把非丘自撰的《玄风庆会录》《七真年谱》等均列为丘之著述，而是仅列丘自撰之《溪集》《鸣道集》和《西游记》三种，行文严谨。这与卢志清等人当时的宗教地位及身份吻合。当然，断定丘独撰《西》书，显然不当，但从中人们可以悟出，在当时卢志清等人心中，深信《西》书为乃祖所撰。这是为什么?可以设想：一方面，史志经徒众正在受命编撰《玄风庆会录图文》，此图文源自处顺堂《西游记》壁画，被呼为《西游记》，合情合理。也许，《玄风庆会录图文》本来就名为《西游记》，果真如此，则关中作为《西游记》初版地则证据就更为确切。它之所以被托名于丘，是因为丘是教主，影响大，可促使全真教价值观念迅速广泛传播;另一方面，《玄风庆会录图文》在主旨上确实体现着丘的宗教思想，甚至丘当年对一些门徒可能有过相关嘱咐或诱导、暗示，所以史志经等人才会大胆打出乃祖的招牌，卢志清等人才会虔诚相信。
不管怎么说，产生于北京“处顺堂《西游记》壁画事件”之后17年的《重修长春观记》，可被看成《西游记》初版于关中的又一力证。
四
从《西》书不署作者姓名而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来看，其最终定稿者，基本上可以肯定是明代万历年间修道于江苏茅山乾元观的全真道士闫希言师徒。闫是丘处机开创的全真教“龙门派”的传人，从关中到茅山，其徒后来又回到关中。“华阳洞天主人”这个署名，寄寓着对明代受宠的道教正一派茅山“灵官”的分庭抗礼，同时又遵循当时小说定稿人署名一般采用“编”或“校”名义的通例。另外，今本《西游记》第一二回对其“最终定稿人”是闫希言师徒，有一系列反复的隐喻暗示，其中包括对“闫希言”特别是“闫”姓更有反复明确的隐喻，堪为定论;第24～26回的“镇元子”故事对闫希言大弟子舒本住在闫希言去世后最后推出《西游记》也有许多隐喻暗示，从中可知作为艺术形象的镇元子，作为序言作者的陈元之，作为校者的“华阳洞天主人”，其实均是作为“最后定稿人”的闫希言大弟子舒本住一人的不同投影或艺术幻身。陈元之序言其实就是舒本住写的，其中对闫希言师徒定稿《西游记》也有反复隐喻暗示。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西游记》相当深刻地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它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日俱增，包括它对“丹学”的形象体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西游记》与关中的不解之缘，证明着关中在沦为“文化边缘”后依然有着强大的文化原创力。关中人不能无视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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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的作者之争
《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这是关于文学史的一个常识。但是，近几十年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
其实在清代初叶之前，关于《西游记》的作者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曾有人认为是元道士丘处机。后来清人吴玉、阮葵生等先后以天启《淮安府志》中著录有吴承恩著《西游记》为依据，肯定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为吴承恩所著，这种说法被胡适、鲁迅考证、采纳，故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也成为一种定论而进入教科书。近年来，有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天启《淮安府志》并未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否是小说，而清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则把吴承恩《西游记》列入地理类，作为游记性质的著作，认为此书非吴承恩作。而且，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西游记》古本，没有一部是署名吴承恩所作的。最近，学者沈承庆出版《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一书，提出《西游记》的作者不是吴承恩，而是明嘉靖的“青词宰相”李春芳。对此说，专家们认为，只根据《西游记》中的一首诗是暗含李春芳，还不具有说服力。当然，本文的观点，也是一家之言。(来源：西安晚报)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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