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海德格尔推崇荷尔德林，把这位被埋没于历史尘土中一个多世纪的重要诗人与哲学家重新开掘出来，并把荷尔德林的“人类应当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作为自己的一个哲学指向。笔者在《红楼四书》中也多次把荷尔德林与曹雪芹作了比较。认为这两位身处地球东西不同方位的文学家都向往着诗意的栖居，都属于隐逸性诗人。整部《红楼梦》所追求的“梦”，就是诗意恋情、诗意栖居和诗意生命永存永在的梦。
但是，曹雪芹与荷尔德林的文化背景与哲学基点又有区别，这里的关键是荷尔德林具有上帝神圣价值的宗教背景，而曹雪芹则完全是中国文化背景，包括本属于佛教的禅宗，也是中国文化化了的无神论背景。关于荷尔德林不同于中国庄禅的要点，刘小枫在二十年前已经揭开。小枫说：……荷尔德林的担忧与陶渊明的担忧是不是判然有别？这两位大诗人对现实的畏惧是不是判然有别？一个要维护“热忱的关注”，维护“纯粹的爱”，一个要“去情无累”，不喜不惧；一个害怕冷却，一个渴望冷却。毫不奇怪，这两位大诗人要返回的本源呈现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境界。陶渊明要返回的是无象无迹无知无情的原始自然本体，返回混沌未开的本然性自然；荷尔德林要返回的是浸透着爱的温柔的神性本源，返回神灵光照的超自然性的家园。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之路。
这种本质上的差异也体现在对大自然的崇拜上。陶渊明所崇尚的自然是本然性的大自然，本然性的天地形态，在那里，和谐和宁静是自然性本的和谐。荷尔德林所崇尚的自然是神性化的大自然，有神灵居住的天地形态，在那里，和谐和宁静都体现出神圣的温馨和神性的光照。自然的宁静和恬美的本质中因而有超自然性的意味，它不仅给人自然性的慰藉。⑥
应当说，小枫非常准确地指出荷、陶的根本区别，因而也非常准确地为我们说明了荷尔德林与曹雪芹“诗意栖居”的不同的文化内涵与哲学基点。小枫对诗化的界定的前提是现实世界之外另有一个世界，也就是说，其前提是神与人绝对分离的两个世界，诗意的根源只能在神世界中产生，没有神的存在，人世界的诗意便只是空想。但整个中国文化恰恰只有一个世界，一个“人”的世界，一个没有神的此岸世界。中国文化中所讲的良善、仁爱、纯真，全都产生于此岸世界，并非另一个世界的惠予，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中国数千年所讲的一切爱都是假的。天地人合一的本然性秩序都没有诗意？换句话说，是不是只有“拯救”才有诗意，逍遥就没有诗意？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大文化体系的总评价，可能永远争论不休。但笔者一直对此采取中性立场，一方面肯定圣爱确实可以惠临人心与召唤人心，可以产生诗意。而中国所建构的相当于神即比人的地位更高、比世俗诸境界更高的天地境界，同样可以惠临人心与召唤人心，同样可以产生诗意。我这样说，用的标尺不是神性的标尺，也不是世俗的标尺，而是合目的性的标尺，即合人的解放，人的幸福，人的存在充分敞亮。只要符合这一标尺，便有诗意。
本文还想要强调另外两点：(1)《红楼梦》告诉读者，在上帝缺席的生存环境中，实现诗意的栖居更为艰难。或者说，有了诗意栖居的大梦之后，实现这种梦更为悲苦。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在中国的语境中，诗意栖居的梦不是上帝设计好的天堂，而是现实土地上的存在方式；而这种方式的创建之路，又不是上帝规定好的，要自己去寻找；即使找到路，又只能靠自己的肩膀与双脚而无法仰仗上帝的肩膀和天使的翅膀，安身立身全靠自己，也就是要靠自己去自明，自救，自安，自立，“天行建，君子自强不息”，全部诗意就在自强不息的悲剧性前行中。这种没有神的指引、全靠自己身心负重的前行，比靠圣爱庇护的前行，自然更加坎坷，更加痛苦，其悲剧性也更加深刻。贾宝玉、林黛玉、妙玉、香菱等，都向往诗意栖居，但他们的灵魂不能上天，身体不能复活，生命不能不朽，他们争取自由与自然面对着父权专制，皇权专制，族权专制，没有上帝提供的惠予，全得靠自己去争取，包括瞬间性的天堂――建立在现实土地上的大观园，还有那些暂时可以赢得快乐体验与自由体验的诗社诗园，也全得靠自己创造。贾宝玉的诗意栖居之梦需要爱情去滋润，也需要友情去滋润，但是，这种情谊总是被摧残。他们无法靠上帝的圣水滋润，只能靠自己的泪水滋润，这种从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带着更多伤痛也带着更多不屈不挠的艰辛的生命泉流，难道不带诗意吗？它难道不也可歌可泣吗？“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种仰望上苍而面对人生的悲怆之情，浸透着《红楼梦》，曹雪芹的十年辛苦，借林黛玉意象所完成的还泪写作并创造了属于中国的“文学圣经”，这一过程以及巨著文本，全都布满诗意。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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