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基督教哲学与《红楼梦》哲学都有罪感，即都有罪的哲学意向。基督教所定义的罪是因为人离弃了父亲(天父)而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从而也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因此，这种罪乃是因忘恩负义引起的内疚。失去天父也就失去存在的根据，因此可把这种罪定义为存在之罪，降生下来就有罪。而《红楼梦》没有这种原罪感，但也有歉疚感，其罪的原因是欠了泪-欠了情，没有情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这种罪乃是历史之罪，是“我的过去”欠了债，犯了罪。因此，两者的忏悔内容也不同，基督的忏悔是为了救赎，属于拯救灵魂的神性内容；曹雪芹的忏悔则是思念与慰藉，属于抚慰灵魂的人性内容。
(4)基督教与《红楼梦》都面对苦难，都有大慈悲精神。但基督教以苦为乐，认定拥抱苦难才是走向天堂的路径，因此接受苦难，甚至沉迷于苦难并以苦难为幸福。因为具有这种返回大地与苦难生命共负罪责的精神，因此，产生了自我牺牲的崇高感。而《红楼梦》也正视苦难，正视血腥的现实，却不以苦为甜，(不以苦难为幸福)，而是期望摆脱苦难，超越苦难。因此，《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返回苦难的大地，而贾宝玉则离家出走，逃离苦难的大地。但贾宝玉的原型――《红楼梦》作者本身，他的逃离只是逃避人间的卑鄙、污浊与黑暗，这之后他用一种看破幻相的最清醒的意识观照人间，他的逃离并非溃败，也非放弃关怀，而是赢得心灵自由进行精神价值的创造。
(二)《红楼梦》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
第一个认定《红楼梦》是一部哲学大书并第一个以德国哲学为参照系评论《红楼梦》的是王国维。这位先知型的中国人文天才用叔本华的悲剧论解说《红楼梦》，发现《红楼梦》的悲剧并非几个蛇蝎之人所造成而是人与人的共同关系即共同犯罪的结果。王国维把《红楼梦》的评论一下子提高到形而上水平。
我还要补充和强调的是，从文学上说，《红楼梦》是部大悲剧，而从哲学上说，则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相通。
曹雪芹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鲁迅说《红楼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而已”。《红楼梦》的确布满悲凉之雾，它对世界是悲观的，对人是悲观的，对情爱是悲观的。无论是甄士隐对《好了歌》的注解，还是《红楼梦》预示命运的总结曲：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都极为悲观。曹雪芹认定，人生没有意义，说到底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已，这个世界到头来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什么也不剩。没有谁可以充当救世主，没有人可以挽救美好生命的毁灭和世界的堕落，无论是儒、是道、是释都挽救不了改造不了那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荒诞社会。正是这种彻底的悲观主义，所以《红楼梦》的思想才深刻，才不制造任何幻相、任何乌托邦，才一反中国大团圆的老套，如实地呈现美好的生命一个一个被浊泥世界所吞没。受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红楼梦》文本中设置了冷子兴一开篇就说贾府“一代不如一代”。三只冷观贾府的冷眼：一是冷子兴，二是秦可卿，三是妙玉，他们都带出悲观的结论。秦可卿在临终前托梦对王熙凤说的那番话，全是“盛筵必散”、“诸芳散尽”、“登高必跌重”、“树倒猢狲散”的悲观预言。而妙玉偷听林黛玉弹琴更是预感到断裂之声的不祥之兆。三者全是曹雪芹的悲观主义眼睛。《红楼梦》有大梦，但没有肤浅的乐观主义和肤浅的浪漫气息，这正是他有一种与叔本华相似的哲学意向。第三十六回中，贾宝玉在批判“文死谏，武死战”儒家道统的同时这样说：“……我此时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后来他又说：“我想这个人，生他做什么？天地间没有了我，倒也干净。”这种话，简直与叔本华如出一辙，而且说在叔本华之前。叔本华正是说，“人最大的错误是被生下来了”，不仅生下来为多余人(如同补天时多余的石头)是错误的，而且压根就不应该生，出生就是错，这是对人生多深的绝望。难怪贾宝玉要对同到尘世来走一回的知己林黛玉说出如此至痛至伤之语：“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恐怖，颠倒，梦想，更有许多复得。”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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