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雅典与耶路撒冷
无论是讲述《红楼梦》文学，还是讲述《红楼梦》哲学，我都使用一种有别于考证与论证即实证的方法，这就是“悟证”的方法。悟的思维方式被禅宗特别是被慧能推向了极致，最后从方法论变为本体论，断定“悟即佛”。但我是学人，不是僧人，仍然把悟作为方法，并且把它看做是不仅属于禅宗、而且也属于庄子、甚至是属于中国哲学的有别于逻辑论证的一种普遍性方法，这就是直觉、直观的方法。这种方法没有思辨过程，即无须“证”。但为了解说与讲述，也为了把宗教性之悟与学理性之悟区分开来，我便使用“悟证”一词(正如宗教与宗教学不同，宗教只讲信仰与情感，悟即可以，而宗教学则要有所证)，“悟证”也可以称作直证，即无须逻辑中介的直接把握；论证也可以称作曲证，即需要逻辑思辨这一中介的间接把握。关于这两种不同“证”的方法，贺麟先生讲得十分清楚。他说：证明也有两个意义：第一，直接的证明，第二，间接的证明。直接的证明由体验去证明，如求仁得仁，知天即天知，见道即道之自觉。间接的证明，是理智的证明，也是外在的证明，由前提推结论，由因证果。直接的证明又名先天证明，间接的证明是后天的证明。黑格尔指出总体的推论是直接证明，形式的证明是间接证明。直接证明在某种意义下不是推论，也不是证明，而是一种直觉或体验。直证上帝，直证本体都是超理智的。康德反对用形式的间接的方法证明上帝存在，因为他认为上帝存在的问题非理智的而是信仰的问题。①直证与曲证，实证与悟证的区分，背后是两大知识类型、两大真理体系的区分，即实在性真理体系与启示性真理体系的区分，也是希腊理性精神和希伯来神性精神的区分，雅典知识类型与耶路撒冷知识类型之分。文学更接近宗教，它诉诸信仰与情感，而不是诉诸理智与理性。它不同于科学，呈现的不是实在性真理，而是启迪性真理。因此，它对真理的把握方式乃是本体性的直接把握，也就是直证、悟证，而不是曲证、实证。
说“悟证”法门属于对启示性真理的把握，属于类似直证上帝的本体性证明，属于耶路撒冷的知识类型，只是说《红楼梦》的哲学方式和我的阅读方式属于耶路撒冷，并不是说《红楼梦》的精神内涵整个属于耶路撒冷，与上帝-基督教文化相通。从哲学内涵上着眼，可以说《红楼梦》既不属于耶路撒冷，也不属于雅典，它完完全全属于中国文化。小说中的哲学张力场不是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对峙，而是儒家道统哲学与庄禅异端哲学的对峙和只属于曹雪芹的其他对峙内涵。用耶路撒冷的参照系来看《红楼梦》哲学，可以看到以下四点巨大的差别：
(1)基督教文化属于“有”的哲学，《红楼梦》属于“无”的哲学、“空”的哲学。整部小说是“无为有处有还无”，即有和无的矛盾、冲突、徘徊、彷徨，但其对宇宙、世界、人生的本体性把握，基督属有，曹雪芹属无。前者以上帝为宇宙本体，后者以“空”为宇宙本体。在基督教哲学体系中，不仅上帝是个神圣巨大的存在，而且上帝创造了这个地球，这个人间以及这个地球上的各种生命，都具有实在性。而《红楼梦》受佛学尤其是受庄禅哲学的影响，则认定世界、人生来自空而归于空，来自无也归于无，“质本洁来还洁去”，最后的故乡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无，“好了歌”具有多重暗示，其哲学暗示是世界与人生，最后了于无，止于无。“来兮止兮”，本来无一物，最终也无一物。所有的物，所有的色，包括金银、娇妻、权力、功名等都是幻影幻相。总之，基督教是直证上帝之有，《红楼梦》则直证诸相之无。前者以上帝为独一无二的最高境界，《红楼梦》则以“无立足境”的空空境、无无境为最高境界。
(2)基督教文化和《红楼梦》文化都是大爱的文化，其哲学又都是“以情为核”的哲学。但基督教的爱是“圣爱”，情的总根是天父天主之情，人间一切温情都源于此。而《红楼梦》的爱与情，却全然是人间之情，其情感系统(恋情、亲情、友情、世情等等)，全与圣爱无关，全源于人与人的相关互动，即情感不是神性的产物，而是人性的产物。因此，一旦心爱的人消失，主人公贾宝玉就会产生大哭泣，大悲情，确知消失之后不可能进入神圣之爱的怀抱之中。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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