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性解放的时代氛围：“都是性灵，不关堆垛”
自从宋诗问世以来，唐宋诗孰优孰劣几乎成为历代诗人所无法回避的话题，因之问题意见相左的两方往往又被冠以“宗唐”或者“宗宋”的名号而加以区分。从现存资料来看，生活在北宋末期的张戒首先在《岁寒堂诗话》中向本朝宋诗发难，他说“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严羽继之而起，在《沧浪诗话》中批评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之后说“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几乎与此同时，南宋刘克庄确旗帜鲜明地高赞宋诗，并在选编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中多选宋诗。时间推移到清朝中期，宗唐宗宋之公案依旧势头不减，王士提出的“神韵说”，以宗唐为主，推崇典雅、含蓄、“羚羊挂角”式的“味外之味”；提倡“肌理说”的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便针锋相对地指出“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
今人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推崇宋诗，重在认可宋诗的理致严谨；宗尚唐诗，则高扬唐诗的含蓄蕴藉。在此时代思潮中，并从《红楼梦》中的诗词文本中看，曹雪芹所追求的诗歌范式无疑更接近于“宗唐”。他借香菱之口道出了自己的诗歌理想，“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韵外之致正与唐司空图“味外味”之说互为表里。
同时，自明代中期以来，由于阳明心学思潮的弥漫，社会上开始重视个性的解放和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思想界也注重对个体“性灵”的阐发，明公安派主将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时间推移到曹雪芹生活的清朝中期，对诗歌创作的重心也由外在的诗歌文本探讨转入到对诗歌创作主体，即诗人创作的情感、主旨、意趣的关注。与曹雪芹同时的袁枚便高举“性灵说”，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又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
凡此种种，其内容都为表现性灵，抒写性情，强调真实，推崇个性，主张个性的鲜明和艺术的独创。曹雪芹诗词创作观及个人思想中的反传统性、反封建性恰和袁枚提倡的这种独抒性灵、追求个性解放的“性灵说”在内涵上相契合。这也当有受当时整体的社会文化氛围所影响的原因在其中。
综上所述，曹雪芹诗词创作观中力主典雅蕴藉之美，“不以词害意”，推崇盛唐诗歌，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这和陆游部分诗作中所暴露出的流于平滑浅易，语句重复、有句无篇，模仿明显、议论矛盾等弊端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入。因此，代曹雪芹之口言诗的“林黛玉”不喜陆游诗句“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注释：
[1][4][12][13][14][15]曹雪芹高鹗著.俞平伯校.启功注.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32、521、722、527、521、522.
[2][3]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526、715.
[5]钱穆.中国文学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5:110-111.
[6][8]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卷三十一，2080;卷八十二，4419-4420.
[7][9]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22、127.
[10][11]钱书.谈艺录.北京：三联书店，2008：322、324.
参考文献：
[1]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M].中国书店出版社，2005.
[2]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钱仲联.陆游诗探讨[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79年第1期.
[4]许龙.钱钟书论陆游诗.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2年4月第2期.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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