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晚年情怀

　　正如敬爱和称颂的原因并不相同一样，仇视和责难的理由也并不一致。

　　在仇视和责难者中，有一类是对鲁迅有着近乎本能的嫉恨。酒精过敏者，杯一沾唇，便面孔涨红、双目充血，浑身发痒，甚至口吐白沫，抽筋打颤。而这类人，则一闻“鲁迅”二字，便气急胸堵，目露凶光，一向平和温软的语调也顿然恶狠狠起来，仿佛见到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嫉“鲁”如仇。

　　例如那位苏雪林女士，便可算作这类人的代表。鲁迅刚逝世，她便以纤纤素手，奋力举起了“反鲁”的旗帜。用她自己的话说，“‘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60年代，她从海外到台湾定居，写了《鲁迅传论》一书，可谓“妙语连珠”。援“奇文共欣赏”之义，不妨略举一二。谈到鲁迅婚姻时，苏女士云：“鲁迅对他太太并无情感，新婚未及一月便又去日本了。以后与其妻似乎亦未重聚。嫌她貌陋，则鲁迅自己并非美男子，嫌她性情乖张，则鲁迅之乖张更可怕，究为何故，不得而知。”谈到鲁迅的经历时，则云：“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磨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在谈到“少时困厄环境逼成”了鲁迅的“病态”时，苏女士把话锋一转：

　　不过话不可一概而论，历史上有许多伟人幼小时都曾在贫穷困顿的环境里打过滚来。别的且不说，以现任总统蒋公为例吧，据蒋公自述：“九岁丧父，一门孤寡……”比鲁迅家所遭更坏……为什么幼年时代环境的不顺，并不足妨碍蒋公岳峙渊淳的气度……？可见鲁迅性情的恶劣，大半实由天然生就，所谓“根性”者是。

　　竟然要用“现任总统蒋公”的“岳峙渊淳”来印照出鲁迅“性情的恶劣”，真叫人不知怎样说她才好。

　　苏女士曾是颇有些名气的作家，也曾厕身于大学讲坛，好歹也算个文化人。但一提到鲁迅，便出语与村妇毫无二致，也真是“实由天然生就，所谓‘根性’者是”。

　　如苏雪林一般嫉“鲁”如仇者，今日文场当然也有。大大小小，面目各异的“顽主”们，一提到鲁迅，便要血压猛升，心律失调的，而且也每每出语如同村夫，或干脆显出市井间无赖儿郎相。有人说，这是“无缘无故的恨”，其实，又何尝没有缘故。

　　对这类人，与之辩驳，都有些无聊。鲁迅如不被这类人恨，则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

　　另有一类人，之所以对鲁迅心有不满，语含指责，则是因为对鲁迅有着种种误解。

　　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而这十年，鲁迅招致的误解尤其多。

　　常有人以为鲁迅“骂人”太刻毒。其实，如果了解鲁迅每一论战的前因后果，如果知道鲁迅是怎样被攻击、被反噬、被陷害，便会觉得鲁迅的“刻毒”实在并不过分。就说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争论吧，前后有过数次刀来剑往，但几乎每一次都是梁先发难的。当鲁迅震惊于也愤怒于国民党的“清党”，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但仍滞留在白色恐怖中的广州时，梁实秋便撰文攻击鲁迅，并说鲁迅已到了武汉。这谣言是含着杀机的。这是鲁迅与梁实秋“结怨”的开始。当鲁迅到上海后，梁又每每暗示鲁迅“拿卢布”。这位梁教授，总想借当局之手来对付鲁迅。而鲁迅与梁之间，关于翻译的争论，关于文学的阶级性的驳难，其实都并非纯文学或纯学术之争。只要读一读梁那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便会感到，鲁迅称他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并非事出无因。

　　也有人认为鲁迅晚年一度失之于“左”，且有些违心之论。这恐怕也是对鲁迅立论的背景不甚了然所致。例如，一向对国民性持尖锐批判态度的鲁迅，晚年则时有为民众申辩之语。但这并非为了迎合某种理念。当日寇步步进逼、全国濒临陨亡之际，有一种舆论，说是“国民”早失自信，如一盘散沙，国家焉得不亡，——这客观上起了为当局开脱的作用，或者简直就是当局在卸亡国之责于“国民”。面对这种论调，鲁迅当然要起而反击的。那篇挺著名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便是为驳斥这种“卸责”之论而作的。不了解此种因由，你的确会有些纳闷：鲁迅何故突然如此热情地讴歌起“中国人”来了呢？

　　更有人以为，鲁迅是睚眦必报的。他不是反对“宽容”、拒绝“宽恕”的么，那一定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其实，鲁迅晚年，常处于围剿之中。当乱箭射来时，他即便想一一回击，也不可能做到。当谤诟如潮时，鲁迅固然也时时还击，但更多的时候是置之不理。骂他的文章，就是被特意寄到手边，他也不急于看。只是在要用作材料时，才去一翻。晚年，他数次说过“倘再与叭儿较，则心力更多白费”一类的话，而临终前不久，则更说过：“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以上不过聊举几例而已。晚年鲁迅招致的误解，是多方面的。而《鲁迅：晚年情怀》这本小书，如能多少澄清一点人们对鲁迅的误解，多少加深一点人们对鲁迅的理解，便也不算完全在灾梨祸枣了。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