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应该不是个飞扬跋扈的人，活动四五天，一起吃了十几次饭，没听过他一次挥斥方遒，话说，这是文人的通病。尤其男性文人，落座不谈政治，甚至完全不高谈阔论的，真少。汪国真是一个。
但他也不拒人千里之外。我和他聊过几次，他就微笑着、细心地听，再慢慢地回答我，有问有答，一问一答，没有不耐烦，也不过分热情。好像他和谁说话都这样，和和气气，也没有交朋友的意思。
我问他：“还写诗吗?”
他说：“很少写了，主要是写书法，求字的人多，都是朋友，不好拒绝。”
我的字很丑，一直想练字又天天拿“没时间”当借口，就羡慕地说：“我也想有一笔好字呀。”
他就告诉我：当年他的字也很难看，读者很多求签名的，他觉得这样的字拿不出手，对不起读者，就每天拿出两小时来练字，现在已经出了书法集。
——他一定是个很耐得寂寞、也很吃得苦的人。
忘了是谁告诉我，还是在杂志上看到过：说最早期，汪国真天天向外投稿，但无一录用，每天，收发室接到的他的退稿信，要用麻袋装。
我比较莽撞，还向他求证了一下，他微笑着，不置可否。没赶紧宣扬自己是草根崛起的金凤凰，也没为这故事打破了神话而大怒，整个态度是那种：这有什么呢?这是不值得一提的。
那次活动，也在书城安排了一次签售，但签的不是嘉宾中任一人的书，排队求签者就也很可疑，队伍有说有笑，一看就是熟人，排完了又循环排。我一边胡思乱想着，一边不停笔，反正混过一个多小时即可。
就在快结束的时候，一个女孩子急匆匆冲了过来：“哪一位是汪国真老师?就是您吧，我是您的忠实粉丝……”喘得气都不匀了。
美艳，盛妆，手里拿着不少纸袋：“今天我在那边的商场逛街，听见有人说汪老师在这边书城签售，我慌忙跑过来了……”一抬头，就看见她脖子上的项链，都是七彩的大花大朵，还缀了一个寸许高的裙装小熊布娃娃，相当别致。这么个时髦女子，原来也看书来的。
凡人见到偶像，莫不语无伦次，双目放光。手边没有汪国真的书，她便急着给家人打电话，让他们送来：“汪老师，您的书我有十几本。”旁边人劝住：“汪老师很忙，不能等你这么久。”
总之，这一幕，给作家添光彩，也让主办方有面子。汪国真微笑着，见惯这种场面，不至于受宠若惊，神态间有一种淡淡的志得意满，一种宝刀未老、廉颇能饭，但一点儿也不过分，完全不让人反感。他很得体地与女读者握手、合影，又在随便一张纸头上签了字给她，还和女读者稍稍聊了几句，从容道别。
能看出来，他在生活中也是这么一个客客气气的人，对同事对朋友都这样，不主动出风头，更不会去驳人面子。他身上最不诗人的一点就是，他不像性情中人，甚至寡淡无趣。但反过来，世人说的“性情”二字，往往是指出语伤人、我行我素，到中年的我，已经是见“性情中人”就躲的年纪了。
不过实话实说，他的字写得不怎么样。
某一天在一家企业座谈，我早看见旁边的大班桌上砚开墨浓，大幅宣纸沉甸甸，果然最后是“求字时刻”。除了我，各位嘉宾莫不挥毫，有几位是团委出身或者老师，确实写得很不错。
我记得汪国真写了一个“静”字还是“安”字的，写得中规中矩，绝不锋芒毕现，不难看，但也……对字我一窍不通，心里还是觉得：甜俗了点儿。
主办方请他再赐墨宝，他婉拒。人群里不知是谁，悄悄嘀咕了一句：“不会就练过这一个字吧。”这话，刻薄了。
几天交往，谈不上深入了解，然而汪国真给我留下了一个“安泰”的感觉：身体健康、小日子妥妥帖帖，他努力过，拼命过，到达过人生的制高点。诗曾经是他生命中的火焰，渐次熄灭，但那余热足够了，够他经常被各种活动请来请去，够他被人求字求画——据说他的字画在市场上不便宜，够他年复一年出精选集——版税就算不多，也像房租或者利息一样，是一笔稳定收入，钱上生钱。
所以，他不焦不虑，不紧不躁，平和地、安安静静地，过着小日子。
我因此有两个想法：
一是，最好还是要成功。
人难免要从高峰往下掉，都说爬得高、摔得重，却忘了一件事，爬得高的人，掉到地面上的速度也比较慢。你已经在地上粉身碎骨，他还在空中，可以笑看风云。只有千金的人，一次挥霍就已赤贫，有千万金的人，几千次一掷千金，不过是从大富到小富。
第二就是：要让自己掉得舒服一点儿。
有姜淑梅奶奶六十之后才写书，有褚时健八十还东山再起，也有龙应台，年轻时候写《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直写到中老年的《一九四九大江大海》。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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