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还有一个是两块狼牙山的石头。
莫言：我在保定满城县的地方当兵，离狼牙山比较近。那时候我开始文学创作。保定市当时有一个刊物叫《莲池》，往《莲池》投稿，终于有一天收到《莲池》编辑部的一封信，我的小说《春夜雨霏霏》发表了。
记者：再到最后一个奖杯。
莫言：他讲的应该是诺贝尔奖杯，诺贝尔没奖杯，就是一个奖章。
记者：我们导演在今天访谈开始之前提醒我说，曾经有两个人预言过你会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大江健三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发小，他在2010年的时候过世了。
莫言：张世家。大江先生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当中提到我的名字，后来他来到中国多次，在访问的时候做演讲，私下谈话都说过我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他确实是我海外的知音，也是我创作的老师，也是同行，当然也是长辈，他比我大20岁。
另外一个我们都是东北乡人，《红高粱》孙家口伏击战就是发生在他村庄里面的。
后来在1973年我们到了公社驻地的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这时候成了朋友。他曾经确实说过我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他在这方面也做过鼓励。
电视剧《红高粱》
本来就想搞颠覆
记者：在挑选演员上你知道要选周迅这事吗?
莫言：大概去年我们也讲过几个女演员的人选，当然有周迅，我认为很好的。《红高粱》电视剧千万不要再复制一个电影的巩俐。找巩俐那样气质的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反差越大越好，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这样才让观众有兴奋点，有比较，也对演电视剧的演员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我想她(周迅)会塑造出崭新的九儿特质。一个巩俐式的演员演绎了一个九儿，周迅肯定会演绎出周迅版的九儿，同样所谓的一种豪放、敢爱敢放，由于演员个人气质的不同，这样新的演绎就会变的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
记者：九儿牺牲掉小我，成全了大我，就是成全了余占鳌他们。对这样的结局改编满意吗?
莫言：比较好，我现在想不出一个更恰当的结尾方法。一部长篇电视剧结尾让人有回肠荡气的感觉，这个结尾还蛮好的。
记者：但是在小说当中我奶奶九儿是在送东西的路上被射死的，好像那个结尾相比较这个有点冷清?
莫言：应该是两种结尾方式，电影的结尾是在九儿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家给打死了，她没有准备。这个结尾主动，她要舍身救他人，舍身取义，是一种主动的行为。
记者：所以《红高粱》里面每个人物觉得很鲜活、很真实。《红高粱》手稿据说是在特殊的纸上完成的?
莫言：《红高粱》最早有一个很小的本子，我原来在总参三部系统合作，报务员有训练用的纸本子，纸的质量很差，我拿了几本，先是用圆珠笔快速写，然后找比较标准的方格纸，就是稿纸写着潦草的字体，一边抄一边写。
记者：最初的手稿在哪里?
莫言：作为引火草生了炉子。但是原稿后来还是找到了，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我跟他们主编说了一下要回来了。第二部《高粱酒》、《高粱殡》《奇死》、《狗道》有的在解放军文艺社，有的在十月杂志社，我想永远找不着了。
记者：可是最初你写在电报本上的手稿保存下来多好，干吗烧掉它?
莫言：我没有想到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价值。
记者：电视剧《红高粱》和小说当中还是有很大的转变的。
莫言：这是必须的。我带两个女儿搞大纲的时候，也想到这样一种颠覆性的改编。电视剧必须围绕九儿展开，不可能围绕余占鳌改编。
另外我特别强调一定要把原著当中的县长，当时叫曹梦九，现在叫朱豪三，要把这个人物变成跟九儿跟余占鳌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人物。因为他的故事非常丰富，而且他跟九儿这样的关系。
记者：为什么这么喜欢朱豪三?
莫言：在我小说里就叫曹梦九，这是一个真实人物、真实名字，在抗战前期高密县长就叫曹梦九，他当时是韩复榘的一个部下，也是他的得力战将，而且高密也留下很多传说的故事。关于他来了以后提倡孝道，提倡兴办教育、禁赌、剿匪等等很多传奇故事。当然后来顾忌到曹氏万一有后人表达他们不满，假如我们剧里面有对他不敬的地方，写的不太好的地方，万一曹梦九有后代儿孙找我们很麻烦，所以改一个名字也是完全正确的。
记者：余占鳌是您的三爷爷?
莫言：我们姓管，余占鳌确实有我三爷爷身上的影子，也是很多人物的合成，从张三身上拿一个细节，从李四身上拿一个细节，从王五身上再拿一个细节，最后混合成小说里面的形象。
（根据《山东卫视》相关访谈整理）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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