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台下
礼拜六的下午，我常常被大人带到城南游艺园去。门票只要两毛(我是挤在大人的腋下进去的，不要票)。进去就可以有无数的玩处，唱京戏的大戏场，当然是最主要的，可是那里的文明戏，也一样的使我发生兴趣，小鸣钟，张笑影的“锯碗丁”“春阿氏”，都是我喜爱看的戏。
文明戏场的对面，仿佛就是魔术场，看着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的，随着音乐的旋律走着一额一跳前进后退的特殊台步，一面从空空的大礼帽中掏出那么多的东西：花手绢，万国旗，面包，活兔子，金鱼缸，这时乐声大奏，掌声四起，在我小小心灵中，只感到无限的愉悦!觉得世界真可爱，无中生有的东西这么多!
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找新鲜刺激的孩子，喜欢在平凡的事物中给自己找一些思想的娱乐，所以，在那样大的一个城南游艺园里，不光是听听戏，社会众生相，也都可以在这天地里看到：美丽、享受、欺骗、势利、罪恶……但是在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的观感中，她又能体会到什么呢?
有些事物，在我的记忆中，是清晰得如在目前一样，在大戏场的木板屏风后面的角落里，茶房正从一大盆滚烫的开水里，拧起一大把毛巾，送到客座上来。当戏台上是不重要的过场时，茶房便要表演“扔手巾把儿”的绝技了，楼下的茶房，站在观众群中惹人注目的地位，把一大捆热手巾，忽下子，扔给楼上的茶房，或者是由后座扔到前座去，客人擦过脸收集了再扔下来，扔回去。这样扔来揭去，万无一失，也能博得满堂喝彩，观众中会冒出一嗓子：“好手巾把儿!”
但是观众与茶房之间的纠纷，恐怕每天每场都不可免，而且也真乱哄。当那位女茶房硬把果碟摆上来，而我们硬不要的时候，真是一场无味的争执。茶房看见客人带了小孩子，更不肯把果碟拿走了。可不是，我轻轻的，偷偷的，把一颗糖花生放进嘴吃，再来一颗，再来一颗，再来一颗，等到大人发现时，去了大半碟儿了，这时不买也得买了。
茶，在这种场合里也很要紧。要了一壶茶的大老爷，可神气了，总得发发威风，茶壶盖儿敲得呱呱山响，为的是茶房来迟了，大爷设热茶喝，回头怎么捧角儿喊好儿呢!包厢里的老爷们发起脾气来更有劲儿，他们把茶壶扔飞出去，茶房还得过来赔不是。那时的社会，卑贱与尊贵，是强烈的对比着。
在那样的环境里：台上锣鼓喧天，上场门和下场门都站满了不相干的人，饮场的，检场的，打煤气灯的，换广告的，在演员中穿来穿去。台下则是烟雾弥漫，扔手巾把儿的，要茶钱的，卖玉兰花的，飞茶壶的，怪声叫好的，呼儿唤女的，乱成一片。我却在这乱哄哄的场面下，悠然自得。我觉得在我的周围，是这么热闹，这么自由自在。
1961年12月15日
一张地图
瑞君、亦穆夫妇老远地跑来了，一进门瑞君就快乐而兴奋地说：
“猜，给你带什么来了?”
一边说着，她打开了手提包。
我无从猜起，她已经把一叠纸拿出来了：
“喏!”她递给了我。
打开来，啊!一张崭新的北平全图!
“希望你看了图，能把文津街，景山前街连起来，把东西南北方向也弄清楚。”
“已经有细心的读者告诉我了，”我惭愧(但这个惭愧是快乐的)地说，“并且使我在回忆中去了一次北平图书馆和北海前面的团城。”
在灯下，我们几个头便挤在这张地图上，指着，说着。熟悉的地方，无边的回忆。
“喏，”瑞妹说，“曾在黄化门住很多年，北城的地理我才熟。”
于是她说起黄化门离帘子库很近，她每天上学坐洋车，都是坐停在帘子库的老尹的洋车。老尹当初是前清帘子库的总管，现在可在帘子库门口拉洋车。她们坐他的车，总喜欢问他哪一个门是当初的帘子库，皇宫里每年要用多少帘子?怎么个收藏法?他也得意地说给她们听，温习着他那些一去不回的老日子。
在北平，残留下来的这样的人物和故事，不知有多少。我也想起在我曾工作过的大学里的一个人物。校园后的花房里，住着一个“花儿把式”(新名词：园丁。说俗点儿：花儿匠)，他镇日与花为伍，花是他的生命。据说他原是清皇室的一位公子哥儿，生平就爱养花，不想民国后，面对现实生活，他落魄得没办法，最后在大学里找到一个园丁的工作，总算是花儿给了他求生的路子，虽说惨，却也有些诗意。
整个晚上，我们凭着一张地图都在说北平。客人走后，家人睡了，我又独自展开了地图，细细地看着每条街，每条胡同，回忆是无法记出详细年月的，常常会由一条小胡同，一个不相干的感触，把思路牵回到自己的童年，想起我的住室，我的小床，我的玩具和伴侣……一环跟着一环，故事既无关系，年月也不衔接，思想就是这么个奇妙的东西。
第二天晏起了，原来就容易发疼的眼睛，因为看太久那细小的地图上的字，就更疼了!
1961年12月25日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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