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学影响
泰戈尔(1861-1941)是19-20世纪印度伟大的诗人和作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20世纪初期他的作品开始传入中国，在中国文坛出现了“泰戈尔热”。这次“泰戈尔热”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达到顶点。泰戈尔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最为熟悉的印度作家。
二十年代初期中国新文坛上出现的“泰戈尔热”的空前盛况。
泰戈尔作品最早被陈独秀介绍到中国来，其后，泰戈尔的诗歌、小说、戏剧、论文、书信、演讲、自传等便大量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上。登载泰戈尔作品的杂志约30多种，从1920-1926年，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泰戈尔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有了中译本，主要有诗集《吉檀迎利》、《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采果集》、《游思集》及其它诗歌杂译。
我国作家评论家写的介绍泰戈尔生平、思想的文章和作品评论，在刊物上更是比比皆是。
三、四十年代，泰戈尔作品仍不断地被翻译成中文，到1961年泰戈尔诞辰一百周年时，我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还出版了一套10卷本的《泰戈尔作品集》。八十年代后泰戈尔作品的不同译本大量出现，说明泰戈尔的作品对今天的中国读者仍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中国新文学界，郑振铎不仅是热情的泰戈尔作品的翻译者(他的译作最多)，还是泰戈尔作品思想的最早的评价者。
由于泰戈尔是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同时我国社会不同阶层也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去扩大他某一个方面积极的或消极性的影响，所以对泰戈尔思想作品的介绍评价就有不同。如复古派大力宣传他的封建宗法思想，玄学派专门宣传他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则鼓吹他的抽象的人性论等。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人物鲁迅、郭沫若、沈雁冰等人对泰戈尔的评价相对公允，他们对新文学的参加者的偏颇介绍作了善意的批评;对别有用心的复古派及资产阶级右翼文人作了深刻而尖锐的抨击;对泰戈尔的积极思想方面及作品的艺术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
郭沫若是受泰戈尔影响最早的作家。冰心是受泰戈尔影响较大的作家。郑振铎是20年代翻译泰戈尔作品最多的作家。郑振铎不仅是一位热心的译者，而且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泰戈尔作品中强烈的爱国激情，反对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鲜明倾向，同情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五四”时期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蔑视权威，张扬个性的时代精神是十分合拍的。
泰戈尔是印度散文诗的最早开拓者，他把孟加拉文的诗歌选译成英文诗集《吉檀边利》时用了散文形式，而获得了成功。郑振铎虽不是中国散文诗的最早开拓者，但他却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有力的散文诗理论倡导者。郑振铎理论上的倡导，创作上的实践，对于促进散文诗这一新的文学样式的发展，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王统照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充当翻译，他的好友瞿世英认为王统照的思想受泰戈尔的影响很深，但形式是不一样的。王统照也佩服泰戈尔为“名满世界而且永久不朽的诗哲”。王统照从叶芝的博爱、泰戈尔的泛爱那里，得到了爱最伟大的补剂，在幽静的自然中寻找人类遗失的童心。
许地山翻译过泰戈尔的诗歌、论文，并于1926年8月拜访过他崇敬和仰慕的印度“诗圣”泰戈尔。许地山敬慕泰戈尔一生不为名、不为利的人格，以及主张大公卑谦，对下层人民同情的“平民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在中国，真正理解并接受泰戈尔的宗教思想、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的，是许地山，而不是徐志摩等人。他作品中的 “爱”， 有宗教哲理一面，就有泰戈尔的思想影响。
冰心年轻时曾受到泰戈尔的影响。冰心是泰戈尔诗歌继承者中的佼佼者。闻一多称冰心是“中国最善学泰戈尔”的女作家，徐志摩认为，冰心是“最有名的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冰心也曾自承，自己在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她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中写道:“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了里而己。’;“因看了泰戈尔的《飞鸟集》而模仿他的形式。”;“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这里的三言两语”。然而，冰心对泰戈尔诗歌的继承，并非仅仅停留在诗歌外表结构的模仿上，而更多的是其在诗歌之中寄寓的有关自然、生命和人性的思考。
泰戈尔的作品影响了中国一代作家的思想与创作，到今天仍拥有大批的读者，泰戈尔生前重视中印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事业，死后他的文学作品仍是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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