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倘若让外行人干内行人的事，让局外人干局内人的事犹如让“做鞋”的人的去做馅饼，让做馅饼的人去“做鞋”，事情肯定大大不妙，不仅会无功而返，而且还会闹出笑话。以往不说，两会“代表”都是由哪些人组成的，有是怎么产生的都令人质疑。真正属于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在当今中国更是罕见，尤其是在地方，这种情况更是糟糕，两会“代表”的席位仍属于少数人的屁股，与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很多有钱的，有点名气（非名望）的人有事没事都想弄个“代表”当当，于是有花钱如愿的，也有走后门如愿的，他们其中有大多数人都不是老百姓实实在在选举出来的代表，而是自己“跑”出来的，是一些手中握着大权的人“赐予”的。而这些所谓的“代表”在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代表的是自己，维护的也是“自己”的利益，而并没有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也没有真正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摇旗和呐喊。所以说，中国的民主事业不应该停留在表面上，而要真正的把属于人民的权力还给人民，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希望。
从近几年中央到地方的“两会”情况来看，有多数“代表”都是十分可疑的，其中不乏一些庸人和庸才，因为他们占多数，所以他们有权愚弄并控制“集体”，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将相对的差别绝对化，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这是那些理性不足而偏执有余的政治家的共性。而真正代表人民的也就那么几苗人，而他们的声音往往淹没在多数人的“声音”中，他们手上那点短暂的“权力”同样也断送在“集体”的脚下。除了那几苗人，多数人“代表”都代表自己，其中还有一些人都搞不清楚自己代表的是谁，干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明明不学无术，却硬要充专家，大发议论，丢人现眼。
很多代表把“两会”当成了自己炫耀政绩或述职夸口的个人政治舞台，甚至当做炒作自己的平台，一些谏言和提案更是信口开河，就像一篇夸饰过度、内容空泛的悼词，给人一种不快之感。而真正关乎国计民生的诸多问题他们却视而不见，好像要大众自己去拥抱生活中最美好和绚丽的一切，自己去克服现实中的种种消极现象和时病，简直是匪夷所思，莫名其妙。他们高高在上，语气专断，自以为是，像是一群君临一切、傲视群伦的人在训话，彷佛只有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得到了天启神授，而百姓都是傻瓜，连民主和专制的区别也搞不清楚。他们根本不配当人民的代表，他们亵渎了“人民代表”的神圣使命，准此，大众也永远不可能拥抱到生活中最美好最绚丽的一切。
很多养尊处优的“代表”甚至有这样的疑问，在这个饿不死人的年代，群众为什么还要怨声载道，为什么还要仇视政府和当权者，为什么还要声讨那些他们曾经扛在肩上的人。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种种制度的残缺，比如选举制度，大多数老百姓都不清楚他们是如何成为群众的“代表”的，更不清楚昔日放驴的二狗子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官员的。所以很多制度的残缺造成了权力的任性，也是这种权力的任性点燃了群众愤怒的火焰，引发了不满和仇恨：当权者在享受群众拥戴的同时，必须要承担起为群众服务的使命。
由此来说说当今的中国文学。文学在中国有两种不同的境遇，一种是那些享受着“权力”的呵护和滋养的作家，他们基本上已经沦为权力的附庸，他们的文字也成为权力的工具，他们把小说当作宣讲意识形态观点的工具。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和“政府工作报告”式的语言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生活观点和宗教思想，成为一种控制大众意识的手段。被他们弃置的东西很多，比如对人物的爱和同情，理解和尊重，以及对神圣事物的谦抑和敬畏，对事实的客观态度等，显得尤其卑贱、委琐，完全是阿附权贵的文学，他们已经远离了大地和苦难，躺在象牙塔里“受活”着自己的舒适和美好。还有一种是被欲望劫持、被时尚裹挟、被市场绑架的作家，他们无法从浅薄和廉价的自哀自恋以及自我的黑暗心灵中走出来，无法走近那些需要关爱和同情的底层人，所以他们的文学除了满足自己“受活”外，并没有为读者带来可靠的方向和出路。
与“两会”代表一样，作家也应该是读者的代表，说白了也应该是人民群众的代表，作家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人的生存境况，要把文学当做讨论生活的一种方式，把文学当做“讲出真话”的方式，同情和关心弱者和不幸的人们，帮助他们独立思考，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执著探寻意义，无畏追求真理，大胆抨击罪恶；要将文学视为帮助人们获得拯救的伟大的伦理行为，明白自己的文学命运并不是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所有人的命运；不是为荣利写作而是为真理写作，不是为自己写作而是为所有人写作，只有这样无畏地写作和勇敢地生活，才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才有可能使我们时代的文学显得伟大和高贵。
2010年3月12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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