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岁的语言学家周有光老先生，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民国那时候就有好多人说不要用“国学”这两个字。什么叫“国学”？只是中国有“国学”吗？我就用“华夏文化”来代替“国学”。
不独周老先生，日前也有学者撰文对啥是国学做了一番颠来倒去的分析，结果仍然是：叫“国学”不准确，不应该叫。还有的人一听“国学”两个字就很反感，甚至很激动地反感。
我浅薄地认为：包括民国时期那些认为“国学”二字不准确的人在内，纠缠在这两个字上的人，都是思维不开阔的人，都是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思维障碍的人。当然，这么多人认为用“国学”二字不合适，但此二字还是被用到了现在，正说明除了思维遇到障碍的人以外，同时有许多思维畅通的人，比如章太炎先生讲国学，他的《国学概论》开头就说“国学”二字不合适，但是用就用了，就这么说着吧，你们听我说内容，管它“国学”二字是啥概念呢！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国学”家或学者、大师的派头和潇洒。
周有光老先生所言“华夏文化”，其实是“国学”的内容或内涵。因为“国学”二字是在经不起数学式或逻辑思维的推敲：国是哪个时代的国？从哪儿算起？学都包括哪些学？你没法说清楚。就跟争论什么是汉服正宗一样，不可能有结果，因为最正宗、最元初的应该是裸体或树叶兽皮不是吗？所以，章太炎先生讲国学就跟吃苹果一样，揭掉果子表面的商标，抓起来就啃。管他叫红富士、黄元帅还是秦冠呢！
日本有一种思想就认为南宋以后的中国，孔孟之道衰亡，而谁得到孔孟之道谁就是中华文化的正宗和中心——这个观点就将中国传统的国学简化成“孔孟之道”，今天看来，这个说法也就是个概念或名词而已。你用不着仔细抠掐这个字眼儿。
同样，“国学”是个意会的概念，除非将它作为专门的研究课题，一般人读书、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用不着卡在这儿非弄个清楚不可。况且你不可能弄清楚，因为要弄清楚它，你就要先放过它，深入到它的内容中去。是可，越是深入到内容中，你越弄不清楚、也不愿意弄清楚它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如果要抠掐字眼儿，就像我记忆中周有光老先生的一个“错误”一样——记得看周老先生写的一篇新加坡游记散文，其中有一句“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就是明显的语言错误：“出乎意料”即可，“出乎意料之外”岂非又回到意料之中？按说，作为一个语言学大师、一个致力于汉语现代化、汉语未来字母化的专家，您就不该这么写，您不留神写了，出版社的校对也不应该没有校对出来。但是，看到这儿，读者也不必较真儿，这是口语的惯性使然，很多人都这儿说、这么写。比如杨澜采访季羡林先生，季老就在电视里同样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种口误。不能因为这种口误，就影响后辈对老先生的崇敬，更不能浅薄地说怀疑老先生学问啥地。这都是表象的东西。
我觉得徐友渔先生对“国学”学习的观点是很值得推广的：“现在提倡学习传统文化，恢复国学的种种努力之所以正当，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的知识太欠缺，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处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之一句话，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就此而言，建立国学院，编写、出版教材、读本，提倡少儿读经，都是必要而有益的举措，这方面活动再多一些，声势再浩大一些，都是正常的、应当的。所以，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还债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问题的。相对于我们在文化上欠债之多而言，刚刚兴起不过几年的‘国学热’并不算热，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我在几年前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国学热还没有热到它应有的程度。（见拙文《不必过高估计国学的影响力》2007年10月26日《深圳商报》）
现在影响国学学习的干扰因素是，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应用之学，名目繁多的国学老板班，多数是寻找应用之学，其应用之学也多在挖掘权谋之学、驭人之学。这都是真正的国学热中虚高的燥热。日前笔者给一商会做讲座，开头就批评应用之学和对传统文化应用之学的诉求，以及应用之学伴随而来的唯利是图、不顾是非的价值观，并总结说古代传统商人的终极追求恰恰是放弃从商。徐先生也认为旨在牟利的国学热“这种低俗的作法，既损害了国学的声誉，又误导了学员。”
学习继承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和继承，也要从传统的优秀价值观中吸取优良的营养，帮助建立新的优良价值观。明其义理，先从词章入门，即多读书、勤思考，说学国学就学国学，读书、实践，管它国学是什么概念呢。
2010年3月15日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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