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标准无中西（修订稿）
题记：当前中国文坛有批评家，一方面大声疾呼“文学批评中国立场论”，一方面盛唱所谓“当下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论”。本文认为，如果这个“高度”真有，不过是这些批评家在所谓“中国立场”看到的高度，即从其脚往下看到的“高度”。换言之，高歌“当下中国文学高度论”，实质是一些当代文学批评家在文化深井中做冥想者的精神自慰，而所谓“中国立场”不过是他们以批评做文学营销时的精神面具。
近期来关于当下中国文学评价问题之争，有论者纠缠于中西立场之争不放。他们反复动情陈词，试图让人们相信，当下中国文学之所以被国人普遍看低，就是因为国人的文学标准被西方立场殖民了；只要国人回归中国立场，就可以看到当下中国文学所达到的“中国文学（六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若依此说，如何正确评价当下中国文学的问题，就归结为是否看到它的“高度”的问题；而是否看到它的“高度”，也就是能否“坚持中国立场”的问题。
“中国立场论”，对于经历了20世纪漫长的文化封闭专制历史的中国学者实在是耳熟能详、心有余悸的传统国粹了。我们姑且不谈在2010年来仿古高谈“文学批评的中国立场”是否做自欺之谈，也不以诛心之论去揣测这样的论调包含了多少文学批评之外的诉求。我们只需温习一下我们最基本的文学常识，就可以明白这个“中国立场论”是如何一再重复对人类文学经验的无视和暴力。试问，当我们同时将《诗经》与《荷马史诗》，陶渊明的诗与莎士比亚的戏剧，曹雪芹的《红楼梦》与歌德的《浮士德》等中外文学名著都评价为人类文学不朽的经典的时候，我们是站在西方立场还是站在中国立场呢？依据“中国立场论”，我们是否应以《诗经》打击《荷马史诗》，以陶渊明否定莎士比亚，用《红楼梦》打倒《浮士德》呢？
“中国立场论者”用作论据的一个当代反面典型就是德国汉学家顾彬。他们声称顾彬对当下中国文学评价不高，就是出于其西方人天生的“西方立场”。然而，顾彬在坦率批评当下中国文学诸多作家创作态度不真诚、写作水平落后的同时，却也同样坦率地称赞当下中国诗人的创作成就，更不用说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热爱和对鲁迅作为“真正的世界级作家”的由衷推崇了。如果真要讲“西方立场”，我们这些只是读了几本洋书的中国学者，一定是不如顾彬的吧。何以“西方立场”并未能桎梏顾彬的眼光，让他只看到中国文学的低劣呢？
在近来的论争中，有个别论者先是“斗胆”呼出了“当下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口号，当遭遇同行批评重创之后，又把“前所未有”圈定在“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中。在“当代中国六十年”中来挖掘“前所未有”，这不仅将当下中国文学从世界文学中自我放逐了，也将它从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中自我放逐了。在这样双重的自逐之下“坚持中国立场”，当然可以顾盼自雄地标榜自己所认定的“当代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了。然而，这样的“高度”不是“前所未有”，而是“脚下独得”。它只能是“中国立场论者”从自己的脚往下看到的“高度”。奉行这样双重自逐的“中国立场”，有似于鲁迅先生早就批判过的“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国粹派”。不过，当年的“国粹派”之所以“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是因为他们的“国粹”太多，所以“劳力费心”、“太特别”，因而“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热风·随感录·三十六》）而如今的“中国立场论者”不仅“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而且还要从“国粹”（中国文学传统）中挤出，目标只是在“当代六十年中”守望他心仪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高唱这样的“高度”，难道不是这位批评家在文化深井中做冥想者的精神自慰吗？
“中国立场论”究竟赋予了我们什么样的文学眼光呢？在“中国立场论者”开口皆碑的抵达“当代中国文学前所未的高度”的数部“巨制”中，必有贾平凹的《秦腔》和莫言的《檀香刑》。该论者认为，《秦腔》的伟大在于“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而《檀香刑》的伟大在于表现了“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然而，这两部“绝顶”之作，贡献给中国文学的究竟是什么不朽成就呢？《秦腔》的“三大穿透”带来的是作者沉醉而至于变态的污秽描写，在作者的笔下，当代中国农民不仅承受了乡土生活的颓败，而且从躯体到灵魂都溃败到牲口不如的性变态和恋污癖境地。《檀香刑》的作者把自己的笔力用在炫耀描写酷刑的超人天才（描写“刀刑”，连续数十刀，“刀刀都不一样”）。对于缺少人性文明、没有基本爱心的“文学杰作”，“西方立场”是不会认可的，难道“中国立场”就应当认可吗？该论者竭力飚捧这种反人性的“杰作”，究竟根据的是哪朝哪代何家何派的“中国立场”呢？如果一定要“正本清源”，恐怕也只有追溯到20世纪西方的某些非理性批评理论，才能找到该论者据以推崇《秦腔》和《檀香刑》的“中国立场”的源头吧？
其实，近来大声疾呼“中国立场”的某些大牌批评家，在其“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做得既不怎么“中国”，也不怎么“文学”。远的就不讲了，只讲2009年末，某位执旗“中国立场”的大牌批评家，不仅以评委身份委身于“盛大文学”网站炒作网络写手的“搜神”活动，向梦想如《哈里波特》作者罗琳一样一夜暴富的写手们鼓吹“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罗琳”，而且还如此立言：“‘粉丝经济’是后现代文化生产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是数字化时代的一种非常美妙的、美丽的生存方式。过去我们叫做心灵美，现在应该叫粉丝美。”（《SO大展北大搜“神”网络作家也玩明星范儿》，http://ent.huanqiu.com/stars/2009-12/668796.html ）请看，又是以英国畅销书家罗琳为楷模，又是以西方后现代文化为平台！这位近来频频公开为“中国立场”鸣冤叫届的批评家，在为网络写手唱赞歌的时候，怎么就轻易背弃了“中国立场”，摇身一变，站在后现代文化生产的“西方立场”上放声高歌“粉丝美”了？高歌“粉丝美”也罢了，为什么一定要将真正属于当代国产的“心灵美”置换为消费文化的洋货“粉丝美”呢？在网络商业炒作的现场，如此忘情于“粉丝美”的“中国立场论者”，真是“大神”附体了。在这位大牌批评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谄媚市场、崇拜铜板，也还可看到仰鼻息于洋人，但是似乎捕捉不到丝毫“中国立场”和“文学精神”的气息。
鲁迅先生早在1926年，就痛斥了那些“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的“国粹派”是“做戏的虚无党”。鲁迅先生说：“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我实在不愿意来做这令人扫兴的揭穿工作。但是，愚直如我者，又不得不坦白说，鲁迅先生此言成谶语，穿越84年时空击中了我所看到的某些“中国立场论者”的做戏的面孔。在做戏的面孔上面，“中国立场”除了在需要时被用作文学营销的道具外，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准确讲，所谓“中国立场”不过是这些“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批评家们以批评做文学营销时的精神面具。
因为历史和自然的差异，中西文化不同，中西文学当然也不同。但是，在人类文学的伟大高峰上，中西文学是相通的，因为它们都是在揭示人性深刻而普遍的内涵，也都是在展望人类最深刻而崇高的理想。不同民族的文学表现形式和审美趣味是有差异的，但是根本的文学精神是相通的。这种基于人性的相通性，不仅使国际文学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成为可能，而且也使我们在深层的一致性上能够超越时代和文化界限对人类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欣赏。
歌德和马克思所提倡的“世界文学”观念，不仅是预示了现代文学在全球化运动中的跨文化交流和融合趋势，而且以他们的天才的洞见透视了文学至深的人学本质。至少，今天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文学精神自觉：文学就是促进人类在世界上协同生长的人学，真正的文学必然是世界文学。世界文学不是消除文学的文化差异而“全球文学一体化”，而是在历史地追求人性最深刻普遍的文学表达的历程中表现着人之为人的理想追求。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文化差异是呈现人性理想的丰富和深刻内涵的必要元素，但是文化差异不应该成为限制文学对人性普遍理想表达的前提，当然，也不能成为判断文学价值的标准。因此，文学标准无中西，而在于我们的文学创作如何提升了语言艺术从而提升了我们人类的理想表达。
用所谓国家文化立场（无论是中国立场，还是西方立场）作为判断文学价值的标准，是历史一再证明了的狭隘而且错误的文学原则。它施行的结果，就是在将文学批评政治化（国家化）的同时，实行文学的自我放逐（挤出世界）。我们今天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学的发展前景，在于在现今世界上与各国文学“协同生长，挣一地位”，而不是在对世界和历史的拒绝中“鼓起勇气”确认所谓“当下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热风·随感录·三十六》）一个真诚而负责任的文学批评家正应当遵鲁迅先生所示奉献他最大的劳力费心，如是，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家任重道远。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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