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过年立论

我让中国人把春节过得差不多了再来发表扫兴的文字，这样得罪的人会少些。但要别出心裁为过年立不详之论，我还是有些怯场，只好借胡适的名诗《乌鸦》来壮胆：“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黄小米！”

在新春佳节的喜庆热闹气氛中拉长了脸唱忧郁的歌，我自知是乌鸦嘴。但我并非要跟大多数国人闹别扭，故意语惊四座扮演这一不光彩的角色。只不过我实在厌烦了每年春晚那单调而虚张浮躁的声音，渴望听到真实的复调交响。既然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国人敢于对国际潮流和普世价值说“不!”那么也会有不合时宜的犟脾气对陈旧传统陋习说“不!”花里胡哨的挂历上为春节制定了周到的禁忌：忌吵架、忌清洗、忌劳累、忌远行、忌灾病……乌鸦嘴更是大忌。据老古董说，这禁忌要持续到元宵大年之后。这么悠久奇异的传统和这么花样繁多的规矩增加了我为过年立论的难度。当年鲁迅为满月婴儿立论时就颇费踌躇。说孩子将来要升官发财的谎话讨赏钱；说孩子乖巧聪明的讨主人喜欢；说孩子将来要死的真话则讨打；既不想说谎又不想败兴的贺客就只好哼哈了事。我不如哈哈主义者圆滑，看来只有讨打的份。但鲁迅最厌恶的不是少数说谎者，而是大多数哈哈主义者，这样的中国人实在太多，可见鲁迅的打击面比我大，但他名气也比我大多了。

过年有两个题中之意：辞旧迎新。写贺辞无非是评估总结与展望未来之类的套话。但我每年春节只听到媒体粉饰太平之音不绝如缕：雪里裹着蜜，红烛摇出好消息；春联写满吉祥，酒杯盛满富裕；山捧金，水流银……好像我们的生活已入极乐佳境，竟不知第三世界和初级阶段为何物？春节出境游一趟东南亚，才发现比中国小几十倍的弹丸之国的百姓也比我们富裕得多，才觉察中国官办喉舌还停留在斯大林统治的“节日文学”时代。春晚年年照旧隆重上演，老百姓年年依然骂不绝口，九斤老太又会说春晚一蟹不如一蟹了。我观今年的春晚很有针对性，专门演给四种人看：幼儿、弱智、老年痴呆、性变态者。今年央视春晚最大特点是特别关照以上弱势群体。春晚的堕落并非孤立现象，它是中国当代文艺整体堕落的视听表象之一斑。如果每天接收这样的好消息，我们真会蒙蔽视听，以为中国已经进入太平盛世，滋生乐不思蜀的自我陶醉感。春节前两天我在泰国海岛发现老外旅游像散步，似乎天天都在过年；中国人旅游像赛跑，辛苦奔波。中国人平时度日如年，就剩下年终几天海吃山喝，所以非常珍视过年。老人心太软，省吃俭用把享乐留给后代；年轻人忙于事业家计，把欲望放逐至年终的高峰体验；农民们平日节衣缩食，年关才杀猪宰羊，把一年的损失都吃回来。充盈甜润的汤圆仿佛能填满并镇定人们缺失信仰的空虚惊惶之心，使问题重重的现实中的白日梦得以圆满。据报纸的不完全披露，重庆今年春节吃喝而死的不下十人。只有贪官污吏和暴发户们过年吃斋念佛，不像老百姓那样重视春节。逃过法网的脏官们过年蜂拥而去寺庙贿赂菩萨，作虔诚状。看看庙宇门庭若市、小车拥塞、香火兴旺便略知一二。过年在中国百姓心中早已演变成了偶像崇拜，被神话了的过年不仅是对现实遗憾和本我压抑的格式塔完型心理补偿，而且文化积淀为一种自我满足的集体无意识。虚假表象被传媒强化成公众舆论，就像希特勒时代戈培尔的宣传奇迹。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人，经过一年一度央视春晚的熏陶，自然会产生类似于重复五次便深入大脑皮层的广告心理效应，长期的无意识积淀使人们对传媒和流行歌曲散发的信息信以为真，产生出虚假富强、夜郎自大的幻觉。不少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穷兵黩武，做起了军国主义的大梦，全然不知中国国力在全球有几斤几两。

虚假表象导致的历史悲剧也许有必要重温：北宋婉约派代表柳永的得意之作《望海潮》夸饰了宋朝的繁荣昌盛，“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钱塘自古繁华”
，金国皇帝完颜亮读后顿起投鞭南渡之念，遂灭北宋；金碧辉煌的圆明园使八国联军真以为中国遍地流金而洗劫一空，只留下耻辱柱的标记；以世界领袖自居的超级大国苏联曾自吹率先建成共产主义，却在旦夕之间坍塌，而且不是轰然崩溃，只是唏嘘一声。中国人都已经穷怕了，还改不了“知足常乐”的劣根性，西方人富得流油却能够“居安思危”，两者难道仅仅是思维方式的区别吗？

我的不和谐立论为何在节庆扫兴呢？也许“以乐景写哀”能倍增其哀乐吧，只要“哀而不伤”，或许“哀兵必胜”呢。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