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福建长乐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1972年负笈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1976年返台后，曾任《雄狮美术》月刊主编，并先后执教于中国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及东海大学美术系系主任。著述颇丰，主要有《舞动白蛇传》《给年轻艺术家的信》《天地有大美》《多情应笑我》《今宵酒醒何处》《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等。《孤独六讲》《汉字书法之美》大陆版2009年12月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如果一个女子在怀胎的时候不快乐，她的忧伤大概会遗传给肚里的孩子。”
蒋勋就是那个曾经不快乐的孩子。兄弟姐妹6人，独他继承了母亲的悲伤与敏感，母亲把去国怀乡的幻灭感、婚姻不如意的悲凉感，通过血液、脐带和隐秘的基因，提前埋入他的身体。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
蒋勋的母亲是满族正白旗人，外曾祖父是西安最后一任知府，“辛亥革命的时候，家里的东西被抢了3个月才抢光。”蒋勋带母亲游览台北故宫，展出珍品中有清朝薄胎瓷器，瓷胎薄得仿佛半透明的蛋壳。学艺术史的儿子不无得意地向母亲介绍，母亲很平淡地说：以前，你外婆家，有好几柜子这样的东西，每次她发脾气就摔几个。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家境败落，房子还在，光是外祖父上朝的补服(官服前襟的刺绣)就有好几箱。外祖母带着母亲，寡母独女，生活在只余下一副空壳的府第之中。那个被抢空了的家宅依然占据着西安二府街的整条街道。10来岁的母亲每晚都要独自穿过一进一进的门廊，去私家佛堂上香，宗祠两旁列祖列宗的画像，在黑暗里严肃地注视着这个扶着蜡烛、战战兢兢的少女……这是母亲的叙述，也是蒋勋的想象，“我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但那画面我熟得不得了，母亲身上因此始终有种奇怪的忧郁，她的心事我都懂。”
领教过繁华背后的幻灭，繁华就成荒谬。1949年，蒋勋随父母举家逃难到台湾，当时他只有两岁。这已不是他们第一次逃亡，所有身外之物全成为活命的负担，在慌乱的迁徙中被丢弃干净，曾经的贵族后裔沦落到身无分文。“我始终觉得台湾就像南朝，偏安一隅。”
后来，他爱上了东晋王羲之的书法，爱上了南唐李后主的诗词，爱上了南宋的绘画……
出身北方高门望族的王羲之在永嘉之乱中举家逃亡南方，过江时看到无数尸首在江面漂浮——每次读到这一节，他就仿佛在阅读隔代的自己。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身世的？
蒋勋：母亲一直不太愿意讲，因为国民党宣传辛亥革命，台湾教科书里一直写着“腐朽的满清”，她不愿让我们知道自己是满清后裔，是被革命的对象。但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其实很高兴。那时我读小学五六年级，正开始读《红楼梦》，知道自己是正白旗时我吓了一跳，因为曹雪芹也是正白旗。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渊源，仿佛我背负了一个很久远的家族秘密，这是一种罪，我必须为此赎罪。
人物周刊：小学五六年级认识就达到这个深度？或者仅仅因身世与众不同而高兴？
蒋勋：特别复杂，是自负、骄傲和悲壮感交织在一起。我常常写字送朋友，写李后主的“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梦里还在欢乐，醒来却发现自己是罪臣，是俘虏。后来我就有意识地从母亲嘴里挖故事，她说革命军攻下西安城的时候，4个城门被守住，有些词汇满人跟汉人发音不同，比如汉人说馒头，满人说馍馍，如果发音不小心暴露了自己是满人，马上就被拉出去杀头。历史没有对错，但它有一种大的残酷，在这样的残酷里，个人的意义完全消失了。
人物周刊：这段过往于你有特殊的意义。
蒋勋：母亲经历过荣华富贵，也经历过没落，正如14岁被抄家的曹雪芹。她喜欢琴棋书画，喜欢戏剧，非常优雅。而我父亲是福建的底层农民，后来进了黄埔军校，事业很成功。母亲希望通过嫁他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但她内心那个花冢，他一辈子都不懂。
我的小说《早春》里有个角色影射母亲。那个角色一生几次落难，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家产被抢光了，但房子还在，房产和田地租出去，收回的面粉从地板堆到屋顶。1949年放弃一切家产逃到台湾，才知道连房产也带不走，所以她经历了好几次觉悟，这种觉悟比读佛经还管用——曹雪芹经历的抄家据说是片甲不留，连金陵12钗都充军做了官妓。如果还给他保留了房产，估计也写不出《红楼梦》这样彻底觉悟的作品了。
后来我回大陆，他们说有政策可以申请发还当年的房产，我说不用了。站在二府街头，我拍了一张路牌的照片，寄给当时远在加拿大的母亲——当年的房子现在住着100多户人家，为了要回房产把他们赶出去？何必呢。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
母亲临终，蒋勋一直把她抱在怀中，在她的耳边念《金刚经》。她很安静地走了，在此之前，她已因为频繁洗肾，失明失聪。
父亲去世的时候，蒋勋问医生，“我可不可以帮他清洗身体？”征得医生同意后，他一件件地脱掉父亲的衣服，把父亲擦洗得干干净净。“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裸体。”记忆里父亲行武而严厉，是威权的象征，因此难以亲近。此刻父亲仿佛缩小了，死亡让他失去了温度。
受之于父母的肉身仿佛一个魔咒，父亲死后，他密集地画了一系列作品《肉身的觉醒》。画面上，一个少年全身赤裸，明净无邪，或打坐，或拈花，或侧卧，仿佛青春期的孩子正在处理肉体与思维之间的关系。这批画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蒋勋的自画像，起码是精神自画像。作画时他请来了裸体模特，自己也脱到一丝不挂——他已人过中年，正在大学担任美术系主任，无数次坦然描画人体模特的经验在这一刻完全救不了他，他心跳如雷，呼吸也失去了节奏，慌乱到几乎不能脱下自己的衣服。
在他的新书《孤独六讲》里，“情欲孤独”作为第一章，赫然列于语言孤独、革命孤独、暴力孤独、思维孤独、伦理孤独之前。
“我拥抱着一个挚爱的身体时，我知道，自己是彻底孤独的，我所有的情欲只是无可奈何的占有。”蒋勋写道，“……我看到暴力者试图以枪声打破死寂，但所有的枪声只是击向巨大空洞的孤独回声。”
在美学课上，他跟学生一起做感官研究，他要求这些年轻孩子在洗澡前认真观察自己的身体，体会所有的感官与触觉，否则，他们不但难以画好人体肖像，甚至难以与自己和平共处。
在法国结识的专业品酒师，蒙着眼睛轻啜一口，就能准确无误地写出葡萄酒的34项参数：什么地区的酒，波尔多还是勃艮第、葡萄种在向阳还是背阳的山坡、什么季节采收、采收以后是否放在橡木桶里、经过多长时间的发酵。
品酒师告诉蒋勋，每个人都先天具备这能力，只不过你们读书读太多蒙蔽掉了。为了验证感官的天然丰沛，蒋勋带着学生，蒙着眼睛在夜间空旷的菜市场凭嗅觉而行，先后找到了鱼摊、肉摊、蔬菜摊……
人物周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实验？
蒋勋：前年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两个医生找到了人类的嗅觉中心，在鼻翼的发端，有一个大拇指盖大的腺体，可以分辨大约1万多种不同的气味。法国找了10个身高体型差不多的男人，打网球到臭汗淋漓，然后把这堆带着汗味的衣服放在一起，请他们的太太来认，结果她们用鼻子闻，竟然全找对了。其实我们有很强的嗅觉能力，但长期不用，不好意思用，因为我们不可能一认识人就在对方身上闻来闻去。
人物周刊：你们的实验成功吗？
蒋勋：台湾的菜市场管理很严，到晚上必须清洗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留。我们用手巾把眼睛蒙起来，挨个去闻，第一个找到的是卖鱼摊，空气中还有鱼和蛤蜊的腥味，但摘下手巾，地上连一片鱼鳞都没有找到。我们就坐在那里讨论：气味是什么？鱼已经死亡，可能早被人吃到肚子里去了，气味却没有消失，还在空气里坚持。后来我们还找到了羊肉、牛肉、猪肉、姜、葱、香菜、韭菜、茼蒿的气味。
人物周刊：这与美学有何关联？
蒋勋：“美学”这个词一直都被误解了，这个词的原意是“感觉学”，日本翻译时用了“美学”这个词。它不限于视觉美感，研究的是2000种色彩，10000多种嗅觉，各种分贝的听觉，及味觉和触觉。
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美”的定义是“羊大为美”，“善”字里也有“羊”，这可能都出于味觉系统，描绘的是吃羊肉时肥美的味觉体验。
人类有一个口腔期，小孩子爬来爬去的时候，拿到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小猫小狗闭着眼就可以索乳，婴儿也是。人类的视觉发育相对比较晚，味觉和嗅觉比较早。而我们的很多文化记忆和情绪经验，比如爱人是甜，妒忌是酸，伤心是苦，其实都跟味觉有关。
人物周刊：在人生的六种孤独里面，为什么你把“情欲孤独”列于首位？
蒋勋：台湾1988年解严后，终于有机会畅所欲言，在此之前，你讨论这些话题是会被抓去坐牢的。我们读初中的时候，头发留长一点都会被警察当街剪掉。因为我头发天然卷曲，父亲特意写信给教官说明绝非烫发，教官一把把信撕了：“你们还撒谎！”
儒家传统里对身体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回避态度，身体是不断被掩盖的，赤裸是不允许的，它等同于罪恶。只有一个刘伶，敢于全裸，却变成一个大嘲讽，变成佯狂作怪。
人物周刊：听说你在东海大学担任美术系主任时，主持的人体绘画课程在学校引人侧目。
蒋勋：每周有一堂课要画裸体模特，闲杂人等就来了，在外面走来走去，问他有什么事，要不要进来跟学生一起画，他忙说没事没事，赶快溜了，又好奇又恐惧。后来逼得校长跟我讲：我听说你们那个裸体模特课一大堆人都挤在那边，你可不可以把门关起来画？我说我不希望关起来，那样只会引起更多的偷窥。
我常对学艺术的学生讲，中国艺术家从徐悲鸿这一代开始画裸体，但是少有让人感动的作品。雷诺阿画的裸体为什么动人？早年他是底层的工人，画的女性都是富贵家庭正在弹琴读书的少女，那是他的向往。但暮年中风以后，他完全瘫痪，连手指都无法伸开，请佣人把油画笔绑在蜷曲的手上，坐着轮椅作画，一个健壮、红润的农村少女成为他的人体模特。他垂垂老矣，男性机能完全丧失，面对着她无比丰沛温暖的肉体，那是他无法拥有的青春。这时候，他的人体画开始动人。
人物周刊：你画《肉身的觉醒》，用了多长时间才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裸体？
蒋勋：前后用了两三个月，特别困难。我画过那么多次裸体模特，但等到自己也必须与被画者裸裎相对时，我紧张到不行，只画了一小会就要求出去休息一下。但我知道这是必须做的功课，我要破解掉一个从青春期就开始的、对肉体的魔咒。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考虑过如何处理死后的肉身？
蒋勋：我60岁的时候，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在一起，大家都是同龄人，共同签了一份意愿书：临终之时“绝不插管，绝不电击”。签完我很高兴地在那里切蛋糕，突然一个朋友说：“哎，等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可能根本无能为力，连从抽屉里拿出意愿书的办法都没有。”我又紧张起来，难道要在胸口刺青说“绝不插管”？
人物周刊：这还是临终之时，死后怎样处置身体更是你无法控制的事。
蒋勋：所以我特别羡慕我妈妈，她早早地签了放弃最后救治的意愿书，存在家庭医生那里。大限到来之时，我们6个孩子聚在一起，医生从口袋里拿出那张意愿书宣读给我们听。她活到87岁，不想浑身插满管子延续全无质量的生命，也不想让孩子们为难。我常常想，不如我从现在起就修一个好死吧。
“烦恼即菩提”——佛偈
在台湾享有“文化教父”地位的蒋勋，始终与他的青年学生保持平等的朋友关系。他常对学生们说：怎样的人生都值得体验，永远不要用预设的道德关上体验之门。于是，学生带着善意的挑衅来了，笑眯眯地放了几片名叫“蝴蝶”的药片在桌子上，“蒋老师，这是摇头丸，要不要试试？”
他脖子上须臾不离一块先秦的古玉，这是他的通灵宝玉，奇妙的是这块玉的形状跟他曾经的一款iPod一模一样。他把这看成一个隐喻，提醒自己，要极古典，但也要极现代。
做了7年美术系主任，一日，经过学校草坪，阳光下一个年轻男孩穿着破牛仔裤躺在草地上读诗，蒋勋突然下了决心要辞职。他有多久没有这样逃了课躺在草坪上读书了？“竹林七贤”在文化史上那么重要，其实不过是一帮挣脱了主流的道德和生活模式，跑到山林里“逃课”的人。
每年7、8两月，他会到巴黎作画。波尔多地区一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皇帝的马厩，一度是他的画室。他25岁负笈巴黎，当时巴黎仍在“五月风暴”余波之中，整个法兰西浸泡在一种自由、蓬勃、浪漫的革命荷尔蒙中，仿佛一个酒酣耳热、踉踉跄跄的青年。对蒋勋来说，中年以后他需要不断地回到巴黎，回到自己的25岁。既然有一个年纪你注定回不去，那起码在形式上要极力靠近它。
下飞机，买一瓶红酒、一包cheese，直奔画室作画，穿破牛仔裤的蒋勋没有年龄。马英九曾力邀他出任台北文化局长，他拒绝了，并推荐了好友龙应台。
每天黎明即起，打坐、抄经，“仿佛七八十岁的老僧”，书法笔意里带出法师的味道。9点钟开始一天事务性的工作，这时他是温厚的中年人。晚上，学生常常带他去年轻人的夜店和欢场，他在那里看到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浪掷的青春。晚上的蒋勋20岁，他在夜里写小说。
他定期去山林中的庙宇吃斋，禅修。在宁静的佛思中，他感到自己“一清如水”，但下得山来，依然万丈红尘如海深。不断往复，不断破功，是一辈子都修不完的功课，“如果没有万丈红尘的诱惑，一清如水就是假相。”
人物周刊：你会出家吗？
蒋勋：大概不会了，我已经不在意那个形式，不在意戒不戒。出家是一种心灵的形式，贾宝玉也是出家的状态。他那些情爱纠葛，都是人间历劫，都是修行，在凡俗生活中了悟生命的苦难与涅槃，比真的住到庙里更难。
人物周刊：如果精神可以分类，你跟贾宝玉大概是同类，你是个很多情的人吗？
蒋勋：应该是吧，年轻时有很多这样的纠缠，修行也是在修这个“情”字。现在越来越多“同情”，在热闹中也能看出并懂得另一人的心事。就像我看报纸的社会新闻版，那些奸淫、偷盗、凶杀，仿佛是他人代我犯罪，我因为贪名、贪利、贪美，也可能犯下同样的罪孽。所以说“哀矜而勿喜”，所以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人物周刊：母亲去世时你说，你与母亲在未来还会以其他因缘关系相见，你相信前世今生？
蒋勋：绝对相信！我想所谓的前世今生，无非是科学尚不能证明的一种物质存留，骨殖烧掉了，会有灰烬留下来，心灵的灰烬是什么？我读苏东坡的诗词，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似曾相识”，熟悉到不可解释。《红楼梦》里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宝黛初见，贾宝玉说，“这个妹妹我见过的。”
我一辈子都在讲苏东坡的《江城子》，赏苏东坡的《寒食帖》。有一天别人告诉我，用万年历考证出苏东坡的生日是1037年的1月8日，吓了我一大跳，我的生日是1947年1月8日。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做文化经典的传播传承工作，在不同的场所反复地讲苏东坡，讲竹林七贤，讲书法汉字之美，讲《红楼梦》，有审美疲劳的时候吗？
蒋勋：老实说，每次讲之前都有疑虑，但只要一开口，都像是第一次讲述，动情程度完全没减少，有时甚至在增加。所以科学无法解释两样东西，一是爱，一是美，它们跟物质性的东西不同，爱不是越分越少，而是越分越多，美也是如此。
人物周刊：为什么坚持不出任文化局长？
蒋勋：我的性格并不适合从政，龙应台就比我适合得多。儒家通常把人放到一个大的社会家国关系中去讲忠孝，但我只想做自己。我也曾经想过，为了一个大的文化理念或者文化目的，我是不是牺牲一下自己？但那个牺牲其实是假的。与其让贾宝玉去当文化局长，还不如就让他当个公子哥儿，跟他的姊姊妹妹谈谈恋爱，最后留下一本好的作品。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这样迷恋南朝？南朝对你来说到底承载着怎样的寓意？
蒋勋：南朝在政治上、军事上一直是输家，但它赢了文化，赢了历史，而且南朝文化往往成为下一次国家统一时重要的文化指标：唐朝稳定之后，唐太宗最喜欢的就是王羲之的书法；北宋稳定之后，词的文学地位其实是由南唐李后主的作品带动起来的。人类历史上，成功的革命往往变成政治，导致杀戮或威权，而失败的革命却变成审美的革命，成为一种浪漫。
本文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12月14日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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