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界给人的一个重要印象——似乎也是大家的共识——就是所谓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边缘化好像不是简单指文学生产的数量在减少（相反，统计似乎表明结果正好相反。比如我们的长篇小说的数量逐年上涨而不是下降），也不是作家人数在减少（如果我们把网络写手也算进去，那么作家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更准确地说，边缘化指的是文学越来越远离公共领域，其承载的公共性和公共意义越来越稀薄，被媒介关注并成为媒介公共事件、新闻事件的概率、可能性大大减少。

我们可以发现，最近一些年来，只有当文学被媒介关注、成为公共事件甚至新闻事件之后，才会受到公众关注，才能摆脱所谓“边缘化”的命运。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最近几年一些受到媒体和公众关注的文学现象，实际上都是我们所说的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比如今年刚刚过去的韩寒战（作协）主席事件，前些年的韩白事件、玄幻门事件，中学语文教科书事件（该不该收入金庸的作品，该不该拿掉一些鲁迅的作品等等），“粗口教授”季广茂事件，一年一度关于高考语文作文题目的讨论……等等，甚至于木子美、竹影青瞳的身体写作，都是属于媒介化文学事件。

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是，只有这些被我称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似乎还能给今天的文坛注入一些活力，带来一些热闹，引来一些关注，当然，在那些坚守审美自律立场、艺术自律精神的人看来，恰恰就是这种来自公共性的“活力”导致了文学的死亡。不管是活力也好、死因也罢，文学必得成为公共媒介事件、新闻事件，才能引起公众——也包括大多数批评家的兴趣——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诚然，我们这个时代不是一个渴望审美的时代，一个不怎么待见纯文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但它却是一个疯狂渴望新闻的时代，是一个没有了新闻就会不知所措的时代。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媒介公共事件的文学现象大多是由媒体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炒作”起来的，或由他们“经营”出来的。

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的特点是：它们全部不是纯文学或纯审美的现象，而是和其他公共问题、社会问题紧密交叉在一起的，比如教育问题、伦理道德问题、公民素质问题，等等。但是在这个媒介普遍低俗化和商业化的时代，加上很多大众对于私人隐私的阴暗的窥隐欲，所谓媒介化的“公共事件”也可能只有公共性之名而没有公共性之实。也就是说，它们只是因为被媒介化而赢得了知名度和可见性（这是公共性的一个含义），却缺乏和公共利益的实质性关联（公共性的另一个含义，也是更加实质性的含义）。前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李亚鹏王菲女儿的“兔唇事件”，“艳照门事件”就是这方面的明证。它们实际上是假冒的“公共事件”，它们的准确称呼或许应该是恶俗的媒介化事件而不是什么公共事件。

那么，作为媒介事件的文学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它的评价标准是什么？由于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现象，而是以文学为缘起或为由头的综合性社会文化现象，因此，对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我们不能完全以审美的、文学的标准进行评价，我们不能只看媒介化文学事件之后是否留下传世的文学作品或伟大的文学观念，而且也要看它是否产生了超出文学、审美或者和文学，甚至与审美完全无关的公共意义，或者说它对于公民社会建设的意义。比如“韩白论争”中的语言暴力可以反映出网民的公民素质的缺失，暴露了“八十后”一代理性沟通能力的欠缺。“韩寒战主席”事件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一个事实：文学脱离原来的体制已经越来越远了，主席们拿一个“八零后”的体制外作家没办法；红色经典是否可进入语文教材、革命京剧样板戏是否应该进入中学课堂的讨论，实际上涉及教育理念问题，如何认识革命文化遗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文学问题，又不止是文学问题，或者主要不是文学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作为公共媒介事件的文学，我们不应该坚守文学自身的评价标准，至少是不能用纯文学的那套批评话语去把握它，否则就会导致不必要的错位。当然，那些只有公共性之名而没有公共性之实的假冒的“媒介化公共事件”，我们大可不必理睬它。

遗憾的是，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的缺点，除了其可能产生恶俗的、没有真正公共意义的八卦新闻之外，还有它的非持久性，它常常是旋生旋灭、朝三暮四、朝秦暮楚的。在一个媚俗的、急功近利的消费主义时代，大凡公共事件、新闻事件都有很大的时效性，难以获得公众和媒体的持久关注。就拿近来的一些媒介化文学公共事件而言，比如顾斌教授引发的“二锅头”事件，韩寒引发的“战主席”事件，“韩白之争”等等，本来都是很有意义的媒介公共事件，但是却无一不是随着媒介和公众的兴奋点的迅速转移而转移，成为短命的媒介事件。他们刚刚炒热一个事件就急匆匆地去炒了一个事件去了。

比如，顾斌教授把中国现代文学比作五粮液（喻优秀），把当代文学比作二锅头（喻低劣），并认为个中原因是现代作家多懂外语而当代作家不懂。这个说法本来应该可以引发对于中国文学与语言关系的认真讨论，并获得结实的学术成果。但结果却是不了了之。无论是顾彬自己，还是顾彬的反对者、支持者，都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再比如，韩寒和陈丹青网上发表评论，对现代文学的很多作家，比如茅盾、冰心，做了尖锐的批评和嘲讽。但是，不但他们自己没有充分论证自己这样说的理由（只是笼统地用一个“文笔很差”打发了事），他们的反对者也同样没有说出一个道道来。再比如关于样板戏、黑色经典是否应该进入中学教材、中学课堂的问题，本来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不仅关涉到文学，而且还关涉到教育、对革命史和革命文学的评价等重要问题，可惜这个话题也难免旋生旋灭的命运。

看来，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只能挑起话题而不能持续话题，要把一个有意义的话题持续下去，我们不能指望媒体，而应该指望学者和批评家及时地接过这些话题并进行深入研究。今天的批评家和理论家，既不能一概拒斥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对之嗤之以鼻，也不能不加批判地加入炒作起哄的队伍，忘记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性的批评和研究的立场。而应该仔细分辩，把其中真正有公共意义的事件分离出来，接过来进行认真深入的学理探究。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