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林格：中国当代文学比美国落后60年

中国当代文学为何不能出现塞林格？

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在塞林格去世前几天，清华大学肖鹰教授建议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暂停十年。我赞成肖鹰教授的建议，因为最近几年来，你根本看不到中国当代文学还有什么杰作、巨制，甚至优秀的作品、不错的作品都廖若晨星。中国书店里中国作家的著作琳琅满目，但没有真正的巨作－－没有可与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样真正具有震撼力和感染力的杰作。

肖　鹰:建议茅盾文学奖暂停十年

茅盾文学奖已沦为备受公众冷落的“圈内娱乐”　

在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过去两月后，国人的“年度诺奖综合症”也再度趋于消停了。对于获奖者米勒（HertaMüller）及其著作，国人也在惯例的匆匆领略之后，淡漠而且将要遗忘了。其实，多年以来，国人之关注“诺奖”，多半本来于文学无关，着眼点无外乎是两种：民众追问的是，为什么中国之大，竟然无一人得奖呢？作家追问的是，为什么我竟然还没有得奖呢？

相比于以“年度诺奖综合症”反应“诺奖”，国人对于茅盾文学奖的反应则日趋冷淡，而且现在几乎是漠视了。自1982年以来，历时28年七届颁奖的“茅奖”，在初期阶段曾有举国注目、众望所归的辉煌；然而自中期以来，“茅奖”不仅昔日辉煌没落，而且在数度遭遇文坛内外的重重诟病之后，沉沦到了当下的深沉寂寞中。对于“茅奖”，公众不仅普遍不再有是非意见，甚至对于获奖者姓甚名谁都充耳不闻了。如果我们随机调查民众，恐怕极少有人能说出2008年第七届“茅奖”的获奖作家及其作品。因此，综合诸多媒体言论，称“茅奖”近年来已经蜕变成为纯粹评奖者与被评选者之间“相濡以沫”的“圈内娱乐”，恐怕言不为过。

为什么“茅奖”沦入如此困窘？一个非常方便的理由是将之推诿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将文学置于“被边缘”和“被制冷”的困境了。也就是说，当下“茅奖”是做了“文学被社会制冷”的替罪羊了。但是，这却又解释不了国人对“诺奖”的“年度诺奖综合症”。这个授奖逾百年的世界最高文学大奖，不仅令那些多年来自认为“有理由获奖”的中国作家们慕怨难遣，骨子里有了“诺奖情结”；而且众多民众也对“诺奖”关注有加，对于中国作家至今未能获得“诺奖”，埋怨同胞作家之无能，更胜于责怪“诺奖”当局之不公。实际上，我国公众“热诺奖”与“冷茅奖”的差异，根本原因是由两奖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的高下悬殊造成的。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对“诺奖”并非无置疑和批评的看法，但是，“诺奖”是20世纪以来具有最高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国际文学大奖，这是不容置疑的；公众之所以冷淡甚至忽视“茅奖”，不是针对于文学本身，而是因为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在创作力和影响力两方面都日趋衰微，“茅奖”的评审非但没有挽救和提升中国文学于当下衰势，反而似乎凸显和强化了这个衰势。

茅盾文学奖在“兼顾”中趋向迎合市场而丧失“坚守”

“茅奖”是根据我国著名小说家茅盾先生的遗愿设置的一个“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文学奖。“茅奖”由中国作协主办，不仅被赋予了“国家最高文学奖”的官方色彩，而且在立奖当时的计划经济环境下被赋予了过于沉重的主流意识形态内涵。中国作协网站发布的《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修订稿，2007）》称：“茅盾文学奖评选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导向性、公正性、群众性，注重鼓励关注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创作，推出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丰厚审美意蕴的长篇小说。”这个评奖指导思想要求“茅奖”评选不仅要“坚持立场”而且要“兼顾多样”。在主流意识形态强势控制的计划经济时代，要满足这样的要求，也许不难；问题是，在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式微，“多元化”漫延，要想再在“坚持”与“兼顾”之间达到平衡（更不用说一致），则必然顾此失彼、左右无措。

2008年颁发的第七届“茅奖”就被舆论普遍认为是“为‘兼顾’失‘坚持’”的产物。该届获奖作品四部，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麦家的《暗算》和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这四部获奖作品是文学的现实与历史、严肃与通俗的“四方组合”，从题材到技巧，构成了此届“茅奖”的“符合主旋律，兼顾多样性”的魔方。但是，这个“四方组合”并没有向国人展示出评奖年度（2002－2006）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有何矫人业绩，反而在表现出评奖年度创作业绩平淡的同时，更暴露了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内在危机和当前文学批评体系的紊乱。

据媒体报道，在第七届“茅奖”中，《秦腔》是唯一被终审评委全票通过的作品，评委会授奖的理由是“以精微的叙事，绵密的细节，成功地仿写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并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矛盾、迷茫，做了充满赤子情怀的记述和解读。”（《〈秦腔〉授奖辞》）然而，正是这部被“茅奖”评委“一致叫好”、并要求读者“须入细品读”的“扛鼎之作”，不仅以嗜好污秽的趣味大量描写人的“动物性”的吃喝拉撒，而且多处重复该书作者自己在别的作品中多次使用的变态怪异的性色描写。《秦腔》以低于自然主义的趣味描述了中国乡土社会在当代发展中的“溃败”，但不仅没有“深刻思想”，而且更谈不上“丰厚审美意蕴”。这样的作品被“茅奖”评委一致推崇，是不得不令人质疑评委会奉行的“评选标准”和“指导思想”的。《秦腔》的写作特点的确可以美誉为“精微的叙事，绵密的细节”，但是，当这样的写作仅止于将一个乡土社会的现状简单描绘为一片污秽不堪的时候，它还是我们的“国家最高文学奖”应当推崇的文学吗？公众对这种“纯文学”的冷漠甚至拒绝难道没有道理吗？

另一方面，第七届“茅奖”却又以授奖与畅销小说《暗算》表现了“放下身段”迎合市场趣味的“新姿态”。媒体评论说：“《暗算》是裹挟着一股市场的锐气冲进茅盾文学奖的，它凭借同名电视剧的巨大影响力，凭借着读者良好的口碑，在本届茅盾文学奖中担当了‘搅局者’的角色。”（韩月皓《迎合市场的茅盾文学奖为何离读者越来越远》，中国青年报，2008年11月4日）评委会给予此书的授奖辞主要是：“《暗算》讲述了具有特殊禀赋的人的命运遭际，书写了个人身处在封闭的黑暗空间里的神奇表现。破译密码的故事传奇曲折，充满悬念和神秘感，与此同时，人的心灵世界亦得到丰富细致地展现。”阅读此书，的确堪称之为“故事传奇曲折，充满悬念和神秘感”；但是，所谓在书中“人的心灵世界亦得到丰富细致地展现”，就难以苟同了。实际上，这完全是一部按照悬念小说路数撰写的较为精致的商业小说。

对授奖给《暗算》，评委会给予的解释是要实现评奖的题材多元化和雅俗共赏。中国作协副主席、第七届“茅奖”评委会副主任陈建功说：“无论是大众文学还是纯文学，都是有益的。另外，当网络文学发展到一定高度，我们也不排除考虑吸收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参评的可能性，到时也会邀请优秀的网络文学评论家作评委。”（刘莉莉、段菁菁《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争论中寄托着期待》，新华网2009年１１月４日）陈建功的言论明确表达了“茅奖”主办机构向流行文学甚至“网络文学”示好、迎合文学市场的立场。然而，从第七届“茅奖”颁发以来，这个迎合的立场似乎并未见到相应的“市场回报”。相反，正如许多媒体披露的，“迎合市场的茅盾文学奖离读者越来越远”。实际上，这种“迎合”的姿态直接将“茅奖”评选置于媒体尖锐指出的两难选择：是循规蹈矩地按照早期制定的评选规则稳步前进，还是全面遵从市场意愿去赢取读者的信任？这个两难选择似乎已置“茅奖”于不拔之困厄。

然而，在“茅奖”主办机构在“兼顾”中趋向迎合市场的背后，潜藏着的深刻危机是它的文学观念的混乱和核心文学价值的缺失。新世纪以来的三届“茅奖”呈现的正是核心文学价值失落和“十全大补丸”式无效弥补的悖论。

“茅奖”捐建人茅盾的立奖初衷是“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动我国文学繁荣”。茅盾所理想的“优秀长篇小说”无疑是现实主义小说，翻译为中国作协公布的评奖标准，就是“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作品”。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茅盾提出的评奖标准显然是包含着严重局限的，因此，中国作协对“评奖标准”进行从文学题材到艺术形式的扩容，是必要的。但是，这个被扩容后的评奖标准，在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为“茅奖”评选设定了既要“坚持立场”又要“兼顾多元”的前提制约。这样的前提制约，使“茅奖”评选因为附载了过度的意识形态限定，而变成了“执行政策”。“执行政策”的“茅奖”背后缺失一个具有超越价值的民族文学理想作为评奖的核心价值。

这个核心价值的缺失，在意识形态控制淡化的当前环境下，就充分暴露出来：当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不再成为文学叙事的先验原则的时候，“执行政策”的“茅奖”评选自然就嬗变为对文学现状的“政策性迎合”。“迎合”的实质是对文学的人文理想和审美精神的自我放弃。第七届“茅奖”授予以污秽的自然主义描写为能事的《秦腔》，是评委放弃文学的人文理想的表现；而它授予《暗算》则是评委放弃文学精神屈服市场的表现。

当下中国文学面临着深刻的精神危机

中国文学的创作现实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作品的数量与质量呈现反比增长状态，在作品数量激增而出现长篇小说年产量达到数以千计的状态下，可称为“佳作”的作品罕见，更不用说伟大传世之作问世了。对于公众对第七届“茅奖”的冷淡，该届评委李敬泽就“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入围的24部作品，哪部获得茅盾文学奖都不会太让人意外，而没得奖的作品中也没有一部会让人觉得遗憾，‘因为在近4年的文坛中，没有诞生过一部惊天动地的作品。’”（蒲荔子《茅盾文学奖：贾平凹〈秦腔〉全票夺冠》，南方日报2008年10月29日）

为什么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品质整体日趋下降？根源就在于当今中国作家文学观念的错误趋向导致了创作意识的误区和创作力的萎缩。在2009年11月珠海召开的《文学：回到思想的前沿》研讨会上，众多批评家、作家都指出了作家们规避现实、思想脱离或落后于时代的现象。“茅奖”评委、也是此次会议主题的倡导者、批评家李敬泽在这个会议上表达了他对当今中国文学的深刻不满，他说：“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现在看起来很粗糙，却站在那个时代思想的前沿，具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对那个时代的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观今天的文学，尽管在艺术、理论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普遍缺乏思想的深度，而这正是文学面临的最大危机。”当今作家缺少思想深度、思想落后于时代不仅表现在沉迷于封闭和自恋的臆想写作，而且表现于没有历史穿透力和超越的人性洞察力来审视当代现实，只能以自然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态度面对现实。“茅奖”评委、批评家谢友顺也指出：“如今的文学写作越来越和影视、新闻争宠，并没有提供文学自己的方式。”（杨连成《让文学回到“思想的前沿”》，《光明日报》，2009年11月24日）

著名前辈批评家谢冕先生日前严厉批评当下中国文艺创作“远离了生活的中心而退居到极端自私的角落”，“很少深入探讨这个急速变化的社会的内在矛盾”，而沉迷于“自说自话”。他说：“目前读诗的人就是那些写诗的人，读小说的人就是那些写小说的人，可能还加上文科的大学生，还有一些业内专业的人员，这是很悲哀的事情，但是确实是事实。如果写诗的人总是自言自语，梦呓一般，别人当然也不买你的诗。”（张弘《谢冕批评文学与现实脱节》，《新京报》，2009年10月19日）在近年来德国汉学家顾彬多次批评当代中国作家缺少对现实的介入和批判能力、以文学为个人游戏之后，今年日本学者谷川毅也严肃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部分作家不具有开放感，他们是封闭的，而不是向世界打开的。”他认为，当代中国作家关注世界的姿态不是敞开的，而是封闭的，即不是把目光向外，从外来审视自身和中国现实。这种自我封闭使当代中国文学不仅缺少现实把握力，而且缺少一种可以直达内心深处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文学“具有影响世界范围内的读者的能力”的根源，因此当代中国文学不能被世界上其他文化读者广泛接受和认可。（王研《谷川毅：中国作家最大的问题是太封闭》，辽宁日报，2009年10月19日）

对于当下作家的思想局限和精神困境，似乎作家自身也有所觉识。贾平凹就曾撰文表示：“我们当代作家，普遍都存在困惑，常常不知所措地写作。我们的经验需要扩展，小感情、小圈子可能会遮蔽更多的生活。这个时代的写作应是丰富的，而不是单薄的。我们的目光要健全，要有自己的信念，坚信有爱，有温暖，有光明，而不要笔走偏锋，只写黑暗的、丑恶的，要写出冷漠中的温暖，恶狠中的柔软，毁灭中的希望。”（《贾平凹：文学不应丢失“大道”人情之美动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07月21日）然而，为什么贾平凹本人在《秦腔》中只能写出黑暗、丑恶、冷漠、恶狠和毁灭呢？这表明，作家思想的症结，不在于概念认知层面，而在于心灵深处的精神缺陷。这根本的缺陷，也许应当追溯到上个世纪下半期人文教育的缺陷，尤其是“文革文化”对当今的中年作家的心灵扭曲和摧残。贾平凹、莫言和阎连科是当代中年作家的典型代表，在他们的作品中，只有苦难、痛苦、仇恨、压抑、凶恶、畸形、污秽和变态。无疑，要修复或修正当下作家的精神缺陷，绝不是短期可以见到成效的。

诺贝尔文学奖推崇的是最高的人类文学理想

文学是人学。“人学”的深刻含义和根本宗旨，不仅在于认识人、了解人、肯定人，更在于培育人、提升人。诺贝尔的遗嘱为“诺贝尔文学奖”立下的评奖标准就是授予在文学领域创作了“具有理想的最杰出的作品”（“the　most　outstanding　work　in　an　ideal　direction”）的作家。这个遗嘱为“诺奖”确立了明确而高尚的人学目标，因为诺贝尔明确把“理想”的表现确立为文学创作的前提和目标。在后来百余年的评选中，“诺奖”评委会都坚持了“文学的理想性”，虽然评委们在执行中对这个“理想性”时有“宽”、“窄”、“松”、“紧”的改变，同时也遭遇到不少争议。作为一个国际文学大奖，“诺奖”不仅着手推崇深入关注现实、同情弱势群体的文学，而且把深刻的人文理想和崇高的人生情怀作为诠释文学理想的核心。因此，可以说，“诺奖”的评选宗旨及其实践都表现于，它是真正“推出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丰厚审美意蕴的”国际大奖。这是百余年来“诺奖”能够享誉全球并且始终为世界关注的根本原因所在。

坚守文学的人文理想性和艺术纯正性，不仅是“诺奖”百年不变的信条，而且也是龚古尔文学奖和普利策文学奖等世界文坛大奖经久不衰所依赖的信条。龚古尔奖只有10欧元奖金，但是，它不仅在法国人民的心目中，而且在世界文坛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所依靠的就是埃德蒙·龚古尔在遗嘱中为此奖设立的评奖标准：将此奖授予“本年度最优秀和想象力最丰富的文学作品”（“the　best　and　most　imaginative　prosework　of　the　year”）。在20世纪的市场化社会，文学创作和文学评奖遭遇到的最大威胁就是市场化的侵蚀。站在市场的对立面评选获奖作品，是国际文学大奖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在它们的评奖史中，我们可能听说某部作品因为过于流行或畅销被拒绝，但绝不会听说某部流行或畅销的作品被亲睐。市场的标准和文学的标准是不同的，因为市场着眼于文学作为消费品的价值，而文学则是以思想的深刻和审美的创新为目标的。也就是说，国际文学大奖推崇的是提升人类社会的文学表现力和人文理想的文学，而不是迎合当下读者趣味和市场的文学。

在当今世界，重大文学评奖，在市场效益与文学价值之间，似乎存在着两难选择。然而，如果我们参考一下在英国享有最高文学奖声誉的“布克文学奖”，就会明白，所谓“两难”，不是来自于对市场趣味的拒绝，而是来自于对市场趣味的迎合。创立于1968年的“布克奖”是由英国供应商布克（BookerMcConnell）赞助的，40年来，它已被主办者打造为“文化和市场双赢”的“文化产业”，荣获布克奖已经成为“最好看的英文小说”代名词，其市场价值无可置疑。然而，布克奖的市场成功并非来自于迎合市场，而是对市场文学的抵制。在设奖之初，布克奖曾经专门规定“美国作家不能参与，以抵制新型的娱乐形式诸如电视对文学市场的蚕食”。布克奖的目标“是奖励优秀作品，提高公众对严肃小说的关注”，正是坚持这一目标，它赢得了英国读者的信任并享有世界美誉。为了保证公正性和“群众性”，布克奖主办机构曾在五人评委会中吸收了一个“街头人士”（即非文学专业人士）作评委，但此举不久就因为效果不佳被取消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仅赋予人类高度的抽象和表达能力，而且是真正实现人类作为有理性思维能力和精神意识（心灵）的媒介。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丰富和提升人类的抽象能力和表达能力，而且以无可代替的方式丰富和提升人类的人生境界。因此，文学不仅不会被新媒介的艺术形式所替代，反而是新媒介艺术的基础和根本支持。比如电影就离不开文学，没有文学的强有力支持，电影只能成为无意义的动画（moving　pictures）。20世纪以来，由于电子媒介的出现，文学遭遇了严峻挑战，它的话语空间被影视极大限度地侵占了。正因为如此，强化和提升文学的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就变得特别重要。在人类文学史上，20世纪以前，是没有国家性或国际性的文学大奖的（除非我们将御用文人或“桂冦诗人”也作为文学奖），为什么在高度商业化和电子化的20世纪，文学大奖林立，而且产生了如“诺奖”、龚古尔奖、普利策奖和布克奖等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奖？从捐资建奖者诺贝尔、埃德蒙和普利策等人的遗嘱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共同的初衷就是要在未来的世界推崇和捍卫文学的纯正价值，提升人类的文学精神和创作能力。对于他们，文学奖的价值不是迎合一个市场化和影视化世界的大众趣味，而是提升大众趣味并保持和发展精神的向度。

文学的核心价值是推崇人性的理想提升。为了保证持续追求理想的提升，就应当推崇“具有理想的最杰出的作品。”这就提出了“最高文学奖”的价值不是向当下读者（或市场）推荐优秀作品，而是鼓励作家创作“最杰出的作品”而实现文学创作的经典化发展。无疑，在追求文学创作的经典化方向上，“诺奖”主办机构对评奖条件的设置是最优选择。“诺奖”不仅向全世界作家开放，而且向作家终身开放。诺贝尔在遗嘱中，提出的评奖条件是“在前一年中出版的作品”，但是后来主办“诺奖”的瑞典学院将此条件“软化”为可以是“更早的作品，如果它们的意义在近期才表现出来”。这个修正条件，使评委可以在更长远的时间跨度中评选作品，有更充分的条件保证实现诺贝尔要求授奖给“具有理想的，最优秀的作品”的遗愿，而且实质上为将“诺奖”从作品奖提升为作家成就奖设置了条件。

从1901年首次颁奖以来至今，“诺奖”共授予世界上106位作家，他们平均获奖年龄超过64岁，获奖年龄最长的是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她于2007年88岁时获奖；获奖作家的代表作有百分四十以上是在获奖前20年就出版了，间隔时间最长的是意大利作家乔祖埃·卡尔杜齐，他的代表作《青春诗》1850年出版，1906年获奖，中间隔了56年；真正满足诺贝尔“在前一年中出版的作品”的要求的，似乎只有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此书1957以意大利文出版，1958年获“诺奖”。“诺奖”真正成为现代世界最高文学奖，在评选条件上向作家终身开放，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个条件对于作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鼓励作家把追求最高的文学理想实践为毕生的文学耕耘。“诺奖”作品能够成为世界文坛的经典，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诺奖”推崇以文学为最高尚和伟大的人生的作家。

真正具有持续的生命力的国际文学大奖的成功之路都表明，只有坚守文学作为推崇和提升人性理想的核心价值，坚实文学独立的审美理想，文学评奖才能在抗拒市场侵蚀和影视艺术的挤压的斗争中获胜，才能实现文学评奖的核心价值：推崇和提升严肃文学的伟大发展。

茅盾文学奖暂停十年，以建成国家最高文学奖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学，正如一个人不能没有心灵及其优美的表达。一个伟大的民族必有伟大的文学，因为民族的伟大是以民族心灵的伟大及其完美表现为核心的。在当代世界，国家文学奖，不仅要公正地评选出评奖年度的最好的作品，而且要以“标杆”的形式成为推崇和提升伟大文学的力量。

由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运动的结果，“茅盾文学奖”被赋予了国家最高文学奖的地位。但是，在经历了七届评奖活动之后，“茅奖”不仅未能实现国家最高文学奖的价值，而且基本上丧失了在其初期阶段具有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和文学引导作用。现实证明，“茅奖”的评奖机制已完全不适应新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的发展形势，它面临着根本性的危机。

在第七届评奖后，“茅奖”的新一个评奖年度（2007－2010）已经过去四分之三，在此期间，同样没有一部“惊天动地”（真正产生重大文学影响）的作品出现。如果第八届评奖在2012年如期进行，我们可以预见，“茅奖”评选势必再度沦入“无论谁获奖与否，都没有意外，没有遗憾”的困窘。在此前提下，如果我们仍然期待“茅奖”在将来实现国家最高文学奖的价值，我们就应当认识到，“茅奖”需要一次“休克治疗”，通过深刻变革而使身获得一个国家最高文学奖的生机。

“茅奖”需要重新确立评奖的核心价值（评奖宗旨）。国家最高文学奖必须有明确而坚定的评奖宗旨，这个评奖宗旨，应当体现超越短期意识形态需要的民族精神追求和民族文化理想。诺贝尔和埃德蒙等人用一句话表达的“授予具有理想的最杰出的文学创作”的文学评奖宗旨，在近年来“茅奖”评审中是缺失的。评奖的核心价值缺失，不仅从根本上导致“茅奖”无力实现国家最高文学奖的价值，而且也是它在当前社会环境中面临严重危机的根源所在。

“茅奖”应建立“推动民族文学经典创作”的评奖机制。作为国家最高文学奖，“茅奖”应当实现推崇和催生真正能够成为民族文学经典并且产生世界影响的文学精品。“茅奖”现在还只是四年一度的作品奖，因为把评选对象原则限定在评选年度的四年中，这既在客观上促成作家创作的“及时心态”，也必然造成评委以“当下效应”的视野来评判作品。换言之，这样的评奖条件，必然使评奖作品印上深刻的“短时”烙印，从制度上限制了推出具有民族文学导向价值和标杆意义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条件。作为推动中国文学创作经典化的条件设置，“茅奖”评选应参照“诺奖”向作家终身开放。

“茅奖”停奖十年，十年磨一剑，给予中国作家磨炼自己的思想之剑，是非常必要的。

“茅奖”停奖十年，以等待中国批评家群体的自我更新和提升，是非常有必要的。

“茅奖”停奖十年，以使主办机构在长期深入的探讨中确立真正体现国家最高文学奖的核心价值观念和实现这个核心价值观念的评奖体制。

如果“茅奖”停奖十年，从而转型为向中国作家终身开放的国家最高文学奖，对于中国文学重新走向经典化历程，难道不是一个积极的推动吗？果然如此，十年后的“茅奖”将对于提升全民族对严肃文学的关注热情，从而对于提升民族精神发挥重要的作用。当“茅奖”真正成为众望所归的中国最高文学奖的时候，我们将有机会看到国人的“年度诺奖综合症”的根除。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