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及其《悲惨世界》

维克多–雨果法国重要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是法国乃至世界上最杰出的浪漫派小说家。他是浪漫手法的集大成者。被尊为“共和国的祖父”。

主要作品有：《<克伦威尔>序言》、《欧那尼》、《冰岛魔王》、《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惩罚集》、《静观集》、《历代传说集》、《海上劳工》、《笑面人》、《布格-雅格尔》、《死囚末日记》、《克洛德•格》、《九三年》和5部诗集等。

《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是雨果全部创作的代表作，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相结合而结出的硕果。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漫长的时期。早在1828年，雨果就有了以彼埃尔•莫兰的故事为题材写一本小说的计划。这个真实的原型故事是这样的：1806年，有个出狱的苦役犯，名叫彼埃尔•莫兰，这个贫苦农民曾因偷窃了一块面包，而被判处五年劳役；出狱后，他的黄色身份证使他在就业中屡遭拒绝。后来他受到狄涅主教米奥利的接待，主教把他交给自己的兄弟赛克斯丢斯•德•米奥利将军。莫兰认真做人，以赎前愆，最后在滑铁卢英勇牺牲。1840年雨果为自己起草了这样一个故事梗概：“一个圣人的故事——一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女子的故事——一个娃娃的故事。” 这里已经预示了《悲惨世界》的四个主要人物：米里哀主教、冉阿让、芳汀、珂赛特。1845年到1848年间，雨果全力投入创作，小说被命名为《贫困》，但政变把创作计划彻底中断。直到流亡到大西洋中的根西岛后，在1860年，他才开始集中时间和精力再次开始写作，他修改旧稿，并增添了新的章节，于第二年的6月30日最后完成，更名《悲惨世界》。《悲惨世界》不仅是雨果篇幅最长的小说，也是他写作时间最长、花费精力最多的作品。

《悲惨世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原因在于小说以社会底层受苦受难的穷人为对象，描绘了一幅悲惨世界的图景。雨果在一开篇的作者序中就明确表示：“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惧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可以说，雨果要写的就是“本世纪”中穷人的悲惨史。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人物，代表了千千万万的穷人，代表了这个悲惨世界。（详细的人物分析见郑本P189—190）冉阿让因为偷窃一块面包而服刑19年，出狱后因为摆脱不了苦役犯的身份，面临失业的困境；后来他尽管隐姓埋名，成为企业家、市长，但社会不能容忍一个犯过罪的人改变身份，甚至跻身上层。终其一生，他都生活在警察的追捕和迫害中。社会对冉阿让这样的穷人的惩罚达到如此残酷的地步，不能不让人震惊。在冉阿让悲惨命运的制造者中，既有沙威这样的国家鹰犬（国家机器的代表），也有马吕斯这样的存有偏见的普通人（社会意识形态）。

芳汀这个形象同样包含着雨果对社会的强烈控诉，她原来是个天真纯洁的少女，但恶浊的社会玷污了她、损害了他。她一直有自食其力、过勤劳节俭生活的决心，但包工压低她的工资，债主对她进行盘剥，她把自己的头发和牙齿出卖以后，仍然走投无路，被迫为*，最后，死得那样凄凉悲惨。芳汀是这个黑暗社会中劳动妇女的真实写照。造成芳汀堕落和走投无路的不止一两个人，既有无心无肺的花花公子，也有乐善好施的冉阿让，既有心毒手狠的德纳第夫妇，也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他们构成了残害像芳汀这样穷苦的单身女子的罗网，使她在人间地狱里受尽煎熬。及至冉阿让醒悟过来，看到自己也参与了这种压迫时，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尊重现实的复杂性，更加显得真实，这就是芳汀这个形象能动人心弦，令人深思的原因所在。

珂赛特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主要是儿童时代在德纳第家受到的非人待遇，她随时随地地受到辱骂、虐待、殴打；才五岁便要办杂事，打扫房间、院子和街道，洗杯盘碗盏，甚至搬运重物。童年的珂赛特比童话中的灰姑娘还要可怜。勾画出童年的珂赛特，《悲惨世界》这幅穷人受难图也就画全了。

《悲惨世界》中除了受难者外，还有施恶者，比如德纳第夫妇，比如警长沙威。尤其沙威，他是雨果着力塑造的一个形象。他在小说中是法律的化身，他身上有两种感情：“尊敬官府，仇视反叛。”他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有一种盲目的尊敬信任，而认为偷盗、杀人和一切罪行都是反叛的不同形式，加以鄙视和厌恶。他尽忠职守，铁石心肠，对发现了的目标穷追不舍，恰如一条警犬。不要说冉阿让，就是“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会告发。”沙威并没有想到，他对冉阿让紧追不舍，是对一个愿意改恶从善的人的迫害，执行的是不合理的法律条文的意志，他成了统治者的鹰犬。他的冷酷、刻板、严峻、对穷人的鄙薄，都十分可憎，代表法律直接施以穷人的社会压迫。同《巴黎圣母院》里的克洛德主教一样，沙威这个形象不能简单否定了事。在表面看来，他是社会恶的执行者，或者说直接制造者。但在深层次看来，他其实也是恶的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他最后所面临的和安提戈涅一样，是恶法和良法的冲突。在他身上，尤其是教条与良心的冲突，面对这一冲突，他最终没能解决，说明他的受害之深。这个形象从个人私德上，基本是没有什么可过多指责的，他的问题主要不属于“道德的错误”，主要与“性格的缺陷”特别是“认识的迷误”有关。冉阿让是恶法和不公正的社会的受害者，但某种意义上，沙威其实同样是恶的国家机器的“受害者”，他首先是被毁灭了心灵的感知能力，而沦为暴力工具的，所以他的遭遇不见得不够“悲惨”。另外，雨果借这个人物所表达的对法律的意见其实属于19世纪浪漫主义的见解，其间尚须仔细辨析，相信歌德在这个问题上就不是这么看待的。

在《悲惨世界》中，米里哀主教居于一个重要的地位。这个形象是雨果根据实际生活中迪涅城一个有德行的主教米奥里斯为蓝本塑造的。雨果以整整一卷的篇幅，从各个方面描写了这个人物，他大公无私，把自己的府第让出来供医院收容穷苦的病人；他清廉而又慷慨，把自己的生活压低到最低水平，以便将薪俸的绝大部分津贴各种福利事业；他品德高尚，从不追逐名位，更不结帮营私，与贵族权势格格不入，与教会恶势力泾渭分明；对社会下层，他充满了仁爱，为了穷人，他可以长途跋涉，不畏险阻，深入山区僻壤，而对富人、政府与法律，他却不乏针砭与讥讽。由于他的善行义举，人们十分感激他，“有如迎接阳光”一样接待他。这个形象出现在小说一开始，他事实上是冉阿让的领路人，是他感化了冉阿让，使其觉醒过来，成为“第二个米里哀”，成为一个新的爱的使徒，而冉阿让在最后甚至也触动了“正直”冷酷的机器沙威。小说开卷描写米里哀主教的部分犹如整部作品的序曲和强烈的光源，响彻全篇，照亮了此后的所以叙事。有人讲这个形象是一个理想的甚至虚幻的构想，《雨果传》的作者莫洛亚对比原型人物后说：“真实的米奥里斯主教大人的为人，完全和书中的米里哀主教大人一样，甚至更善良。”

《悲惨世界》在内容上的丰富、深广与复杂，在雨果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无疑居于首位，即使在19世纪文学中，也许只有巴尔扎克的巨著《人间喜剧》的整体可与媲美，对于它厚实的内容，也许只有借助巨大的森林、辽阔的海洋这类比喻，才能提供一个总体的概念。而在创作风格上，《悲惨世界》也不是一个浪漫主义所能够概括得了的，它实际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的故事是从1795年开始的，但这部巨幅史诗画卷的卷首延伸得更远，米里哀主教及冉阿让的经历把我们带进了1789年大革命以来的历史时期，小说一路下来，有拿破仑时期，有王朝复辟时期，最后在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的硝烟中结束。这是整整将近半个世纪历史的宏伟画幅，漫长历史过程中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一一在我们面前展现：外省偏僻的小城、滨海的新兴工业城镇，可怕的法庭、黑暗的监狱、巴黎悲惨的贫民窟、阴暗的修道院、恐怖的坟场、郊区寒伧的客店、保王派的沙龙、资产阶级的家庭、大学生聚集的拉丁区、惨厉绝伦的滑铁卢战场、战火纷飞的街垒、藏垢纳污的下水道……这一漫长浩大的画轴中每一个场景，无不栩栩如生，其细部也真切入微，你可以说它们都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出来的；但是，每一个画幅的形象是那么鲜明突出、色彩是那么浓重瑰丽、气势是那么磅礴浩大、情绪是那么灼热炽烈，使人又感到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格调。在这些画幅中，特别突出的有两幅，一幅是滑铁卢战役，一幅是1832年起义。滑铁卢战役是一篇惊天动地、惨烈壮观的史诗；而1832年6月的人民起义更是一篇英勇壮丽、响彻云霄的史诗。

《悲惨世界》作为一部史诗，无疑属于象《奥德赛》一样的个人史诗，所不同的是一个的斗争对象更多表现为自然和命运，一个则是社会和法律。主人公冉阿让的经历具有明显的传奇色彩，他一生的道路是那么坎坷，他所遇到的厄运与磨难是那么严峻，他的生活中充满了那么多的惊险，他面对文明社会的法律和偏见所进行的一场接一场、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搏斗，足以使人惊心动魄。正因为冉阿让要对付的是庞大的压在头上的社会机器和编织得密密麻麻的法律之网，雨果要使这个人物斗争的史诗能够进行下去，并导向预定的结局，就必须赋予他以惊人的刚毅、非凡的体力和罕见的勇敢机智。他能“折断窗口的铁条”，他可以带着珂赛特爬上高墙，他是如何潜入海底不见踪迹的？他怎么能长时间被闷在棺材里而不至于窒息而死？除了这些超自然的体力之外，雨果还赋予他的主人公以现代文明社会的活动能力，他让冉阿让从事工业，有所发明创造，并且一度成为一个治理有方、改变了海滨蒙特勒伊小城的整个面貌的行政长官。除了具有非凡体能与社会活动能力外，这个人物的传奇性更是表现在他的道德精神方面。如果说他的身世经历像史诗一样不平凡，那么，他的精神历程也像史诗一样可歌可泣。以上所说，无疑都属于浪漫主义的性质。

但总体说来，冉阿让的传奇和浪漫之外是有其现实根基的，他基本上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形象，从出身来讲，他是贫苦的修树枝工人；从经历来讲，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除了当工人或服苦役外，就是为国家机器所不容，被法律所通缉的一个通缉犯；从品德上讲，他始终保持着劳动阶级淳朴、善良、富有同情心与自我牺牲精神的品德；从外形来讲，他的身上经常穿着褴褛的衣裳，带有粗犷的气质与汗水的气息；而且，他始终是与社会下层不幸、悲苦的人们联结成一体，休戚相关，同呼吸，共命运。因此，完全可以说，冉阿让是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劳苦大众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有着强烈的社会真实性，具有崇高的悲怆之美。

综观《悲惨世界》，战役、起义是全景式描绘，雄奇浩瀚；家庭生活、风俗场景工笔写照，色彩斑斓；人物内心的斗争和变化，写来丝丝入扣，这一切给小说以包罗万象的瑰奇雄伟气势，连雨果自己也不禁惊叹：“这部作品是一座大山》”。

《悲惨世界》的主题思想。

作品以生动的笔法和满腔的热情，歌颂了巴黎人民反抗路易•菲力普的英勇斗争，塑造了一批共和主义的英雄形象，表达了作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雨果的所有作品都贯穿着人道主义思想，这部作品中米里哀主教以德报怨，感化了冉阿让，又通过冉阿让感动了资本主义法律代表人物沙威。此外，作者让冉阿让成为一个济困扶危，乐善好施的资本家，也是力图使人相信，“仁慈”、“善良”是人类生活的最高准则,“博爱”是医治社会一切弊端的良药，人间的法律必定能向上天的正义让步.作家从人道主义出发，揭露封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当他过分强调人道主义的作用，把它看作为解决社会一切矛盾的灵丹妙药时，就暴露出它的消极面.尤其是后来在《九三年》中，作者甚至提出“在绝对的正确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时，就更显露出这一观点的局限性。

《悲惨世界》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作品，但也包含有浪漫主义的气息。冉阿让、芳汀和柯赛特的悲惨经历，滑铁卢战役和巴黎街垒战等，都有厚实的生活基础。但作品时空跳跃，人物性格怪诞，情节巧合奇妙，又明显地具有浪漫主义的风格。主人公冉阿让的传奇式经历，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议论和考证过多，结构比较松散，是这部作品的美中不足之处。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