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教授说：“什么素质教育、什么应试教育?应试是最基本的素质。”后一句并没有回答前一句提问，却无厘头地来一句“应试是最基本的素质”。可是谁否认了“应试是最基本的素质”?你说这句话并没有否定素质教育啊!素质教育从来没有排除“应试”，只要有教育，就会有考试;只要有考试，就会有应试。所以应试能力也是素质之一。这是常识。而“应试教育”特指一切围绕应试进行教育，与应试无关的都不教。这当然是应该革除的。可是，钱教授混淆了“应试”与“应试教育”，以为素质教育就是不要应试，然后以此抨击“素质教育”：“如果说按照所谓的素质来招生，那么，中国的平民子弟有多少能进北大、清华?”可是，真正的素质已经包括了应试能力啊!在这里，钱教授再次偷换概念。
钱教授特别提倡教育惩戒。他说：“现在，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大多是鼓励。那么，惩戒呢?教育可以没有惩戒手段吗?单凭鼓励就可以完成教育了?”就教育方法而言，无论鼓励还是惩戒都是需要的，二者并不对立，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可钱教授认为我们现在许多教育者是“单凭鼓励就可以完成教育”，请问钱教授，你说这话有依据吗?你凭什么说现在的教育是“单凭鼓励”?好，就说你特别欣赏的“惩戒”吧!你同样赋予了这个词自己狭隘的理解，因为你从你文中举的英国的例子看，你认为惩戒的含义就是体罚，用你的原话说就是“适当地揍”。可是体罚只是教育惩戒的方式之一，而不是全部。批评、处分、剥夺荣誉、失去某些特殊的待遇……都是非体罚的惩戒，而远不是你说的“揍”。在这里，你再次偷换概念。
钱教授反复说“不能对孩子让步”，那什么叫“让步”?尽量减少强制的手段，尊重孩子的精神世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学习，这叫“让步”吗?还有，“关于‘成功’。再不要简单地这么说了，快乐教育、快乐学习、成功教育，都成功还了得?”也许在钱教授看来，“成功”就是成为像他和俞敏洪以及其他科学家、艺术家那样赫赫有名的杰出人才，可根据现代教育理念，学生成功的
标准不一定是考上清华、北大，不一定是亿万富翁，也不一定是成为这个家、那个家，而是做“最好的自己”。你看，钱教授虽然和我们使用同样的词，可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四
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表现之一，就是任何事物都有特例。任何普遍性中都包括着特殊性。医生告诉我们，吸烟有害健康，可有人吸烟却长寿，但这长寿的吸烟者并不能推翻“吸烟有害健康”的科学论断。一般来说，女性才能怀孕，可《参考消息》上却登过男性怀孕的怪事，但个别男子怀孕的特例，并不能否认“女性才能怀孕”的常识。大家都知道体育锻炼有益健康;可季羡林的“三不养生法”的第一条就是“不锻炼”，他却活了近百岁。但一个或几个甚至几十个不锻炼而高寿的“季羡林”，并不能证明“生命在于运动”的真理性。如果谁要这样想这样说，那他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而钱教授正是如此。
钱教授反复说他小时候学习并不快乐：“我们的童年快乐吗?至少我一点都不快乐。回忆一般都是虚幻的、快乐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在座的我们谁不是一路考试拼上来的?我们小时候也有那么多作业，我们小时候还吃不饱饭，有时候还被老师揍两下。”我们承认，作为著名教授的钱文忠先生，毫无疑问是我们国家的杰出人才，但你小时候挨了打而今天成才，并不能证明谁都可以靠“揍”而成才，更不能证明“棍棒教育”就是科学的，成功的。揍了你钱文忠，你仍然可以成为教授，可对大多数孩子来说呢?可能因为恐惧，因为自卑，他们本来可以展示的天赋与潜能却被“揍”得无影无踪，本来应该拥有的更美好的未来被鞭挞得粉碎。正如陶行知当年所说：“你这糊涂的先生!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正是在先生的“教鞭下”“冷眼里”“讥笑中”，多少未来的“瓦特”“牛顿”“爱迪生”泯灭了啊!钱教授以自己挨了揍却依然成功，来证明所有孩子挨揍的合理性，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
“当你意识到学习是快乐的时候，这位学生就很可能将来要成为俞校长了。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学习中感到快乐，那就很可能成为大师级人物。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得不学，是为了某种目的去学。”钱教授把学习快乐直接与成为“俞(敏洪)校长”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划等号，我哑然失笑：学习就是为了成为大师吗?这是连起码的教育常识都不懂。
还有，凭什么普通孩子就不能体验学习过程的快乐呢?你学习不快乐，不等于别人学习就不快乐。这里又涉及到如何理解这个“快乐”。其实，学习是否快乐，不在于表面上是否轻松，而在于这个学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如果是充满兴趣积极主动的学习，通宵熬夜都很快乐——这里的“快乐”就包括了攻克难题的喜悦和战胜困难的成就感;反之，若是不想学习而被逼迫，哪怕是只有一道作业题，提起笔来也是难受得很。怎么能够因为你没有在学习上体验过快乐，就否认别人也和你一样痛苦呢?
钱教授说英国、新加坡某些学校允许老师体罚学生，其实不只是这两个地方，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至今还保留着教育体罚，但这并不是世界教育的主流。“我是在欧洲留学的，我们常讲欧洲的教育怎么怎么好。好啊，大家看看英国的好学校规矩严到什么地步……”仅仅以英国少数学校还有体罚，就说明“欧洲教育”怎样怎样，这不是“以偏概全”是什么?
“如果校长惩戒确实犯了错的我的孩子，甚至揍他几下，我会感谢老师。”钱教授感谢校长和老师揍自己的孩子，但其他家长呢?你主张学校体罚学生，不等于所有家长都接受教育体罚。“家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看孩子的日记。我不敢苟同。为什么不让看?我从小的日记父母就看，也没把我看傻了。”钱教授小时候允许自己的父母看自己的日记，不等于所有孩子都愿意父母看自己的日记，更不能以此证明家长侵犯孩子精神世界的合理性。
我发现，钱教授总是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与天下所有人的喜怒哀乐划等号。说他“以偏概全”似乎还轻了一些。
五
毫无疑问，教育需要爱，也需要严;或者说，教育的爱有时候正体现于严，教育的严也是爱的表达之一。这二者本来并不矛盾，但钱教授硬要将其对立，然后思路不清地偷换概念、以偏概全，硬把教育的爱、尊重与快乐，说成是“对孩子让步”，提出要“严”，而他的“严”的含义就是让家长和老师可以“揍”孩子，可以让父母看孩子的日记，就是让孩子别相信什么学习是快乐的，别让孩子有游戏时间……
抽象地说，教育的爱和教育的严，本身并不存在“谁更重要”的问题，二者对于孩子的成长具有同等的价值。四平八稳地谈论“都很重要”是没有意义的，具体到某一时期，某一学校，某一班级，某一家庭……教育的“爱”和“严”很难绝对“均衡”。“我们并不去强调不需要强调的东西――这就是说，有些东西已经很受重视，就无需强调。……在一定的时期或一定的时代，在有意识的规划中，往往只强调实际上最缺乏的东西，这并不是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矛盾。”杜威这段话被翻译得特别拗口，其实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任何时候人们所强调的只是当时所缺乏的，而不缺乏的并不需要强调。
好，看看我们现在的教育。我一点都不否认，在某些家庭，在某些班级，的确存在着放任孩子、迁就孩子的现象，但这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也不是什么“愉快学习”，而是对教育的放弃。在为数不少的班级和家庭，是教育爱心的失落，是把学生当机器的灌输，是学生因过重负担而厌学，是个别老师和家长对学生的羞辱和体罚……一句话，种种非人性、反教育的现象至今还绝非个别地存在于我们的教育中。在此背景下，我们强调教育的人性、民主、平等、尊重、快乐……这正是人类教育向着更文明的方向发展的主流，有错吗?尽可能让每个孩子成为积极主动而自觉的学习者——这不是浪漫的想象，而已经是许多学校课堂上的现实——怎么就成了“对孩子让步”?
陶行知说过，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都有着专制的倾向。是的，也许我们总是抱怨自己的顶头上司“很专制”，可面对孩子我们情不自禁地却是暴君。往大了说，中国走向更加民主的社会，必须从每一个公民的民主实践开始;往小了说，一个班级和家庭的和谐文明，也必须由尊重一个个具体的人开始。尊重只能由尊重来培养，民主只能靠民主来滋养;而拳头只能培养出奴才、暴民或新一代暴君，专制教育下永远不可能诞生现代公民。是的，孩子的成长一刻也离不开严格要求，离不开严厉批评乃至惩罚，但我们决不能在“严”的名义下让专制教育、非人教育阻碍中国走向党的基本路线所指明的“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美好未来，因此——
教育，请别再以“严”的名义对钱文忠们让步!
2016年10月19日下午，写于从北京至杭州的G59次高铁上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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