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赛罗的家庭属于骑上阶层,家道富有,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先后在著名的修辞学家、法学家以及斯多葛派哲学家所办的学校受教育。青年时期,按照传统习惯,他接受过军事训练,服过兵役,最后按当时的教育传统到雅典的哲学学校游学两年。他受完教育以后,便从事律师工作,不久便步入政界,凭其广博的知识、雄辩的天才以及纵横掉阁的政治手腕和阴谋诡计,而步步高升,公元前64年,在竞选运动中,击败了著名的民主派首领卡提柯那,而当选为执政官,登上了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在政治斗争中,他逆历史潮流而动,死守共和制不放,当共和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时,西赛罗本人也就成了它的殉葬品。罗马三头专政清洗反对专政的元老院时,西赛罗逃亡未遂而被害。
雄辩术起源于希腊。罗马的共和时期,雄辩术在政治生活中曾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争取民众,击败政敌的重要工具。到了共和末期,它的重要性逐渐消亡,随着帝制的建立,雄辩术也就逐步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但是却在另一种含义下,继续为帝国效劳,成了有教养的罗马人的标志或代名词。
西赛罗生活的年代正是这个时期。西赛罗的雄辩家教育的理论不仅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不仅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丰富了雄辩教育的内容,使其更加具有理论意义。他的培养雄辩家教育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话点。
西塞罗认为,在培养雄辩家的方法中,练习应占重要地位,练习是培养雄辩家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他强调,练习是使有关雄辩术的各种知识转化为演说效果的最重要的方法。西塞罗指出,练习的方法有多种,最常用的练习法是模拟演说。这种方法是指,先确定一个与在讲坛上讲演类似的论题,然后对讲题作充分的、深思熟虑的准备,最后发表演说。
按照西塞罗的意见,在各种练习中,最主要的练习是写作。写作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转移到演说能力中去。演说词要求结构合理,布局匀称、得体,富有韵律。这些只有通过演说词的写作练习才能得到。写作的练习必须持之以恒,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否则不可能得到明显的效果。这是西塞罗本人从几十年的亲身实践中得到的一条经验。
5. 昆体良
昆体良(公元35—95)生于西班牙北部,先在罗马受教育,然后回西班牙当教师,公元68年应召到罗马,由罗马皇帝授予他罗马帝国第一个修辞学教授职位。公元90年昆体良当罗马皇室两个贵族儿童的教师。著作有《演说术原理》,约成于公元96年,后失落,于1416年重新发现。
昆体良在《演说术原理》一书中,不仅反映了公元前后二百年间罗马学校教育的实际,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培养演说家的教育思想。他与西塞罗一样,认为一个理想的演说家,首先必须是一个良善的人,道德的生活比华丽的辞藻更重要得多。他对于教育事业怀有很大的信心,认为教育者应当看到儿童具有无限的潜在能力和发展的可能性,天赋的素质在学习上固然是重要的,但不能因此抱怨只有少数人有能力可以接受教育,而多数人是迟钝的;相反,大多数人是敏于理解和乐意学习的,那些呆笨的人如同不正常的事物一样,是非常少的。他竭力主张并多方论证了公共教育比私人教育优越的观点。他要求未来的演说家必须生活在最公开的和阳光普照的公共生活之中,要善于与社会交往,从而经常受到新的刺激和鼓舞。在学习上,他认为作为一个演说家,必须有广博的、稳固的知识基础。他特别强调文学教学(包括学习历史家、科学家和诗人的著作)的重要性,他说:“除非很好地、真正地打好基础,否则,上层建筑就会倒塌。”
昆体良看到并提出了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重大作用问题。他对儿童心理特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教师必须以父母般的态度对待儿童,并彻底了解儿童能力的差异和倾向;惩罚、鞭打,乃至嘲讽,只能使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教师的鼓励和榜样是使学生学习成功的有效方法。《演说术原理》一书是古代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教学方法论著。
6. 维夫斯
维夫斯(1492—1540)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教育家。他出生在瓦伦西亚的一个贵族家庭,幼年受家庭教育,1508年入瓦伦西亚大学学习。1509年入巴黎大学,1512年因不满当时经院主义的教育,离开巴黎去佛兰德,在卢万大学学习和讲学,并与伊拉斯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523年应邀到英国,任玛丽公主的家庭教师,并担任牛津大学希腊文和拉丁文教授,和莫尔过从密切。在英王亨利第八的离婚案中,他站在王后凯瑟琳一边,后离开英国,终老布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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