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美和崇高是常见的两种美学形态。苏轼被贬黄州时，曾经写下了豪放词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文赋代表作《赤壁赋》，将两篇文章对比阅读，我惊奇地发现，两篇文章存在着不同的美学形态，具体言之，就是崇高与优美的相异与相联。
所谓优美，指的是完整、单纯、静穆、和谐的美，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它所引起的美感，就是一种始终如一的愉悦之情。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说：“没有地方是突出的巨大，没有地方引起人鄙俗的感觉，而是在明净清楚的界线里保持着绝对的调和。”这就是优美的美学内涵。
而崇高，则是通过朗吉弩斯的《论崇高》引入美学界的。他说：“如果我们环视四周的生活，我们会发现，万物的丰富、雄伟、美丽是惊人的。小小的溪流清澈而有用，辽阔的海洋的美却更加令人惊叹;天上的星光是美的，可是与我们自己点燃的火炬比起来，星光就显得黯然无光了;火山具有摧毁一切的惊人气势。”在他看来，崇高的美学特征是数量的巨大和力量的强大，威严可怕，令人惊叹，人的实践尚未征服的奇异。“崇高”对象的特征是无形式，即对象形式无规律、无限制。崇高感是主体由对对象的恐惧而产生的痛感转化为由肯定主体尊严而产生的快感。人天生就有追求伟大、渴望神圣的愿望。崇高的效果是能够唤起人的尊严和自信。
在美学史上第一个对崇高与优美进行比较的是18世纪英国美学家博克。博克认为，崇高的事物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可怖。比如，浩瀚的海洋、晦暗的神庙、狂奔的烈马、一望无际的天空都让人有可怖的感觉，因而引起崇高感。崇高的事物让人恐怖和惊惧，但同时也夹杂着快感，因为它暗示危险却又不是真正的危险，人的心理有一种缓和。而优美的事物因为可爱，引起人的爱怜而对人有诱惑力，想去接近它，爱它，在情感上始终让人感到愉快和向往。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康德也对这两个范畴进行了区分，在《关于崇高感和优美感的考察》一文中，康德说：“崇高的感情和优美的感情，这两种情操都是令人愉悦的，但却是以非常之不同的方式。一座顶峰积雪、高耸入云的崇山景象，对于一场狂风暴雨的描写，……，都激发人们的欢愉，但又充满着畏惧;相反地，一片鲜花怒放的原野景色，一座溪水蜿蜒、布满着牧群的山谷，对伊里修姆的描写或是荷马对维纳斯的腰肢的描写，也给人一种愉悦的感受，但那却是欢乐的和微笑的。为了使前者对我们能产生一种应有的强烈力量，我们就必须有一种崇高的感情;而为了正确地享受后者，我们就必须有一种优美的感情。”
在中国，与优美、崇高相类似的是阴柔美和阳刚美。朱光潜先生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论述刚性美和柔性美的区别。比如，“走进一个院子里，你抬头看见一只老鹰站在一株苍劲的古松上，向你瞪着雄赳赳的眼，回头看见池边旖旎的柳枝上有一只娇滴滴的黄莺。”而古代最著名的阐述两种美的诗句就是：戎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在掌握了这些基本的理论之后，我们来看《赤壁赋》的第一段。作者开篇就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他的朋友、故交都被贬往全国各地，初到黄州的苏轼肯定是孤独的，但此时，他已经渐渐适应了被贬的生活，开始拥有新的朋友。对他来说，与朋友泛舟、赏月、饮酒无疑是最大的乐事。紧接着，作者说：“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这是典型的“优美之景”。在人内心唤起的是一种单纯与和谐的感觉，人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如果是“狂风大作，波涛汹涌”，那就没有这种优美的感觉了。在这种和谐之境中，作者“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这里的“诗”与“歌”也都是带有优美的特征的，单纯、明丽，与第二段的“扣舷而歌之”的“歌”在美学形态上有区别。“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一个“出于”，一个“徘徊”，将月亮在空中慢慢移动的形态描绘出来了，同时也暗示了作者内心的安宁。后面几句：“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景物虽然略微苍茫，大自然略显浩大，但总的来说，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统一的。大自然不是作者想要征服的对象，而是自由享受的对象，所谓“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也可以说，在崇高的对象面前，作者始终保持一种优美的感觉。这种感觉带有道家或道教的文化内涵，“羽化而登仙”正是道教的理想境界。
但是这种和谐很快被打破了，触媒有二：一是歌，一是箫。此处的“歌”已经不是刚才单纯明净的歌谣了，而是一种悲歌。桂棹和兰桨，都是带有优美特征的意象，甚至有香草之特征，此时却在“击空明”，此处的“空明”就是茫茫的江面，“流光”则是水中荡漾的月光。而“望美人兮天一方”，则把这种悲凉情绪渲染到极点。而客人的箫声，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舞幽壑之潜蛟”，则是对崇高对象的呼唤。
在第三段中，在客人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如下景物，虽然是虚写的：“山川相缪，郁乎苍苍”“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看到的是沧海、明月、长江。从景物的特点上看，这已经不同于之前的优美的景物了，而是带有崇高性质的景物。崇高，是一种庄严、雄伟的美，具有巨大的力量和慑人的气势。崇高，是惊心动魄而不是玲珑雅致。人在时间上无限绵延的明月和空间上无限绵延的长江、沧海中，感觉到了渺小，这就是一种崇高。只不过，苏轼的笔下的客人心中并未唤起这种崇高感，曹操身上的是一种崇高感，而客人只感觉到了自身的渺小，这种渺小是两重维度的：一重是空间维度，在广阔的太空和沧海面前，人体积角度的渺小，二是时间维度，在无尽的历史长河中，感受到的是生命的短暂。
苏轼呢?在崇高的对象面前，他感到自身的平庸和渺小，他产生了“奋起追赶对象、征服对象、超过对象，从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的感觉吗?他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一种了吗?很明显，没有。苏轼并没有在征服崇高对象的过程中，感受到人的尊严感，而是巧妙地将难题转化为了相对主义的存在感，将难以产生的崇高感转化成了触手可及的优美感。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苏轼先是讲了一番“变与不变”的道理，而后讲了一番“取与不取”的道理。在他看来，自然界固然有其崇高的一面，同时也有优美的一面，所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于是，一个关于崇高的命题转化为一种优美的实践，那无尽的时间与空间，已不必去征服，只需要享受眼前的自然美景，这恰恰与我们自身是相统一的。
或者说，这篇文章可以如此理解：在优美感产生的时候，由于崇高感的介入，打断了优美感，而且提出了一个无法克服的关于崇高感难题。而作者并没有纠缠这个命题，而是将其悄悄转化为关于优美感的命题，或者说，又将关于崇高感的难题，重新拉回了优美感的老路上了。
或者说，苏轼的乐观旷达，主要表现并非对外界事物的征服，获得一种崇高感的自豪与尊严，而是一种与外界事物保持一致，顺应自然的一种优美感的平和与宁静。由于崇高感的丧失而失意时，优美感将其拖回积极向上。比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就是如此，在难以克服的自然威力面前，只有选择从容淡定，才是上上之策，所谓“何妨吟啸且徐行”是也。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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