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人被贬后的作为

六、积极用世，锐意进取。

永贞之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是致命的，但他没有灰心丧志，更没有沉沦颓废，没有隐逸江湖林泉，也没有留连诗酒风月，而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表现出一种悲而不哀、怨而无悔的高风亮节。在迁谪远州的漫长岁月里，他虽然也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作起来，亢奋而不狂躁，执着而不拘泥，进取而不偏执。谪居朗州时，他曾收到元稹赠送的一根竹鞭，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开朗豁达的心态，待时而起的雄心，放眼未来的锐气，百折不挠的顽强斗志。

范仲淹26岁考中进士，在地方上干了十年小官，始终保持着放眼未来的进取精神，后经晏殊力荐进了京城。可是，位卑言轻的他敢于阻止年轻的仁宗率百官为太后祝寿，不久就被逐出京。十年后，仁宗废后，范仲淹进言直谏，触怒皇帝被贬睦州。在地方上，他保持着百折不回的执着，表现出一种坚韧不拔、坚定不移、坚贞不屈的意志，积极用世，大力治水。因为有功，再次进京并一再升职。吕夷简把持朝政任人惟亲，他晋献《百官图》于仁宗，尖锐地指出哪些人的升迁是合格的，哪些是有问题的，痛责宰相以权谋私，表现了他超凡出俗的人格意志和由此而升华的精神力量。仁宗不察，将其放逐知饶州。54岁的范仲淹又回京擢升为参知政事，几经贬黜放逐，仍是壮心不已，推行“庆历新政”。改革告吹，仁宗下诏解除范职。范仲淹于悲愤与无奈之下，激流勇退去了邓州。邓州期间，写下了名垂千秋的《岳阳楼记》。“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典名句，是他宦海沉浮数十年人生境界的真实写照。他积极进取的一生，千百年来激励着许多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

七、悲叹忧愤，拍遍栏杆。

国有难，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被弃时，不是寄情山水，而是不停地上书朝廷希望再被任用，结果只有遭来更长时间的赋闲。这就是南宋许多文人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他们一生最大的悲剧。他们的弃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被贬。他们悲叹国中无人，看着国土一步步地沦丧，只有带着满腔悲愤急得拍遍栏杆。

杨万里直言敢谏屡次上疏，得罪权相韩侘胄，罢官家居长达十五年，最后忧愤而死。无论是寓悲愤和讽刺于诙谐嘲笑之中，还是直接抒写爱国情怀，或是对农人的痛苦深表同情，都使他因为深切悲叹而不失为一位自具面目的作家。

比如胡铨、陈亮、叶适，即便是或贬海南，或诬陷入狱，或劾归乡里，仍然不忘向当朝皇帝不断上书，以强烈爱国之心，以无比愤慨之情，义正辞严地指陈弊政，建议改革，进行备战，誓师北伐。但面对他们的，依然是南宋小朝廷的偷懦与苟安。

因为南宋一代当权的始终是投降派，陆游的报国理想始终遭遇冷酷现实的扼杀，这就使得他激荡着昂扬斗志的诗篇，始终充满了壮志难酬的愤懑和苍凉沉郁的色彩。淳熙八年，辛弃疾因言官弹劾落职，退居江西上饶带湖，似乎流露了对政治的厌倦，过着一种悠闲自得的生活，但由于他一直期望把一生贡献给祖国的统一事业，所以他的内心还是相当愤愤不平的。后来，抗金派被起用，他出任浙东安抚使、镇江知府。由于韩侘胄的妒忌，他又被中途罢免了。韩侘胄出兵轻率，北伐大败。统治集团却认为是他煽动韩侘胄出兵的，这些流言蜚语的中伤对他又是一个重大的刺激，他于第二年怀着政治抱负没能实现的满腔悲愤离开了人世。

八、参悟佛经，寻求解脱。

白居易贬九江司马，到任后，他丝毫没有被贬的痛苦，反而借助宗经义、佛教来参悟人生，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表现出他旷达乐世的一面。可是，江州之贬，对“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的白居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避免牛李党争再次祸及自身，他不再过问政治了，不做朝官只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最后在洛阳度过了十八年“似出复似处”的生活。使他丧失了前期“不惧权豪怒”战斗锋芒的，是他逐渐滋长的佛道思想。使他在自贬江州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得以解脱的，是他糅合了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佛家的“四大皆空”，作为自己“明哲保身”的法宝，于是，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就产生了。当然，他的兼济之志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力所能及地为杭州人民筑堤浚井。

苏轼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的各个方面表现得既矛盾又统一。贬官黄州后，苏轼政治上极度沉沦，然而他很快就找到了排遣苦闷的精神武器，即早年已萌发的佛家思想。在此期的许多作品中，尽管交织着悲苦和旷达、出世和入世、消沉和豪迈的种种复杂情绪和态度，但这种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佛家思想仍是它的基调。他好佛教而不溺于佛，他追求的不是消极的一面，而是以乐观的安然的态度应物，保持对人生对事物的执著追求。于是，他更多地表现出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在贬谪时期的诗文中，包含着作者当时复杂而矛盾的人生感慨，其中包括了壮志未酬和超逸清空的精神境界。但因这一时期苏轼的佛家思想加深，因而在词作中形成了超脱旷达的风格。并且，两次遭贬后，他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于是，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启发的他，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九、吃斋奉佛，归隐田园。

王维早期因伶人舞黄狮子之事，贬至济州。后回长安，得张九龄提拔，对其治下的开明政治积极支持。后因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的政局恶化，他早年信奉佛教的隐居思想就萌了芽，四十岁以后就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最终隐居终南别业，吃斋奉佛，生活极为优悠。即便安史之乱时追随玄宗不及，被迫作伪官，即便肃宗回京，他再度被贬，后又升值尚书右丞，他都对现实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漠不关心态度，甚至嘲笑陶渊明弃官又做官。到了晚年，完全变成一个“以禅诵为事”的佛徒了。他的山水诗，虽然也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也有雄奇的自然景色，也有赠别的抒情佳作，但归隐后大部分的名作有着对现实的冷漠，有着佛家空无寂灭的唯心哲理，有人就把他推尊为“诗佛”了。

十、攀附权贵，重入仕途。

元稹自小孤苦，贫寒的生活，使他早期能与权奸作斗争，并创作新乐府，但遭贬之后与宦官妥协，攀附权贵，重新入仕，直至做到宰相官位。这种文人的变节行为，虽然有他自己难言的苦衷，却为时人所不齿。

南渡后避乱到岭南的朱敦儒，绍兴二年被召入朝，以好立异论，与主战大臣李光交通，被劾罢官。后来通过秦桧儿子被秦桧笼络，任鸿胪少卿，为时论所不满。

刘克庄，因咏《落梅》诗得罪朝廷，闲废十年;理宗端平二年授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郎官，被免;淳祐三年授右侍郎官，再次被免。可能是这一连串的被免使他受到了打击，他于晚年竟然趋奉权奸贾似道，谀词谄语，连章累牍，为人所讥。

无论是体恤民情，还是寄情山水，无论是失意绝望，还是为民造福，无论是忧愤悲叹，还是潜心向佛，无论是关心国事，还是积极进取，唐宋文人被贬之后的作为，再现了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品节的忠直、志气的高洁。

从唐宋文人为自身不平之鸣的诗文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人性怎样受压抑，他们的良知怎样被扭曲，他们的情感怎样受煎熬。从这个意义上说，贬谪文学是唐宋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