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肩上停了一只蝴蝶。“他带走的是我,留下的却是他。我们在梦中飞舞,在花间大笑,我们让后人疑惑已久,可我们却感知着对方。他对这俗世累了、倦了,所以他为他妻子的解脱而开心。他无时无刻不在微笑,也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他让生命的每一刻都如我翅膀上的花纹一样美艳。他选择了我,让自身也升华得如此美丽。”蝴蝶扑闪着翅膀,飞入花间。我闭上眼,这直透心房的花香不也是庄子的智慧吗?
“你是官吏?”脚边爬来了一只老龟。“不,不是,和你一样不是。”我俯下身子。“好得很,清爽得很,庄子曾以我为喻,拒绝相位。其实,这泥土并不脏,曳尾于其中真的是世间最快活的事儿。有人曾问我带着这么重的壳行走累吗?殊不知,我早就把壳视为自己的血与肉,又怎的会觉得累呢?就像有人问庄子读那么多书累吗?在自然中行走累吗?书与自然早已是他的血与骨,何谈受累呢?”龟转过身,爬向淤泥深处。我直起腰来,原来这淤泥中也蕴藏着庄子的智慧呢……
庄子生于乱世,在世间唱着属于他自己的狂想曲。他赞叹自然的伟大与人的渺小。并不是我们离庄子的智慧太远,而是尘世的尘埃遮住了我们的心扉,困住了我们的脚步。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渺小的,但当二者合为一体时,人的渺小也就不可见了。这才是庄子智慧的根本吗?
我不禁嘲笑自己的浅陋,竟在这里等庄子回来。我应当去大自然,应当去世界上的每一角,去寻找,去拾起他遗留的智慧。
“倔”和“笨”的力量
大跃进时期,朱东润老先生作为复旦中文系主任,自然被推上讲台作“多快好省”宣言。可是老先生却牙根紧咬,面色难看。简直要上刑场似的,支吾了半天才说出话来:“我原计划五年完成的三本书,现计划三年完成!”话音刚落,台下便是一片哄笑之声。“太慢了!”可是老先生的倔劲却上来了,说什么都不肯再让步:“不行!不能再少了!最少三年!”
这若是被日码万字的当代作家看见了,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何必这么“倔”?何必跟“效率”较劲?简直是一根筋!
的确,对于讲求效率的智慧的当代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知变通,乃至于冥顽不灵了。三年,岂止是三本,著作等身怕也不是问题。只要愿意“坐家”,轻敲键盘,日码万字也能轻松搞定。只是,如此随缘、如此写作,其成果怕也如稀释过的咖啡,醇香不再,喝起来恰如变了质的白开水。
同样“冥顽不灵”的,还有历史学家江衍振老先生。他曾一度名声鹊起,然而他的出名,却不是因为有多少的“智慧”,而是因为“笨”。十多年的时间,老先生统共写了三本书,加起来不过七十余万字,平均到每天不过百余字。然而,为了搜集史料,老先生访遍了各地图书馆、书库,翻阅了两千多万字的史料,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此辛苦如此笨,甚至弄得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最终才有了那么一点老笨结晶。然而,这样的著作,定心读来,方知是“字字含血”啊!
二老的作为,认认真真地昭示:真正的智慧,往往始于“倔”、成于“笨”,在于甘坐冷板凳,倔傲地向浮躁叫板,坚定地从“笨”处着手。古人吟诗“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方才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震撼。然而,这种精神离今天的我们实在太远了。在速度与效率所带来的紧张与刺激中,精品之作也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不敢说今天市场上的作品全部流于平庸,但在市场利润的引诱下,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作品,早已随浮华而去!“流水落花春去也”,这流失了的春华,恰恰是我们最可珍惜的“智慧”。
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能够再一次手拍胸膛,咬牙切齿:“不行,最少三年!”?
中国,咱们慢慢来
中国古代戏曲中“水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水词”便是废话,《西厢记》中“开言有语叫张生”,“开言有语”便是水词,没了水词,音韵不谐,听着也就不美。汪曾祺曾经提出将水词编写整理成册,以供研究。
中国人的骨子里蕴藏着一种不紧不慢的智慧。从舜至成汤以来,强大的民族经验赋予了华夏子孙细细思考的能力,濡养出如同老者一样耐心的智慧。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