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目标】
（1）体会细致的肖像描写，结合修辞知识体会表达效果。
（2）体会用肖像描写为主要手段写人物的写法。
（3）感受托尔斯泰深邃而丰富的精神世界，感悟作者对托尔斯泰的赞美和崇敬之情。
【学习重点】
对托尔斯泰进行肖像描写。
【学习难点】托尔斯泰的思想变化和人生追求。
【学习建议】
本篇课文尽管运用肖像描写，但内涵丰富，结合背景材料，阅读有关托尔斯泰的生平传记和作品，尤其是对托尔斯泰的思想变化和精神追求要有所了解。
【问题导学】
1.找出描写托尔斯泰外貌和眼睛的句子，概括特点，思考：为什么写他外貌的丑陋和眼睛的美丽？
思考后明确：这是用其丑陋的外貌衬托其眼睛的美丽，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进而突出他的心灵美、境界高、精神伟大。
2.为什么作者要着力写托尔斯泰外貌平庸、普通的一面？
思考后明确：写托尔斯泰外貌平庸、普通，既是对托尔斯泰肖像的真实刻画，同时又揭示出他是俄国人民大众的普通一员；写他面容粗鄙、丑陋的一面，实际上是反衬了他眼睛的无比精美（他是时代的透视镜和多棱镜）。突出了他是一个矛盾体：他形貌和思想精神的矛盾，也是他的人生追求、态度与他的贵族身份的矛盾。所以他的一生都处于矛盾和痛苦之中，到晚年他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财产和贵族身份，甘愿做一个农民，最后病死在一个小站上。
3.如何理解“直到年纪大了以后胡子才变成白色，因而显出几分慈祥可敬。直到生命的最后十年，他脸上笼罩的厚厚的一层阴云才消除了；直到人生的晚秋，俊秀之光才使这块悲凉之地解冻”这段话的含义？
思考后明确：托尔斯泰到晚年实现了他世界观的转变，坚决站到农民的立场上来，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
4.课文一方面说托尔斯泰“可以任意支配整个世界及其知识财富”，可见他是幸福的；但另一方面又说他得不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这是否矛盾？你怎样理解作者所说的“幸福”的含义？联系托尔斯泰的生平（主要是晚年的思想变化——人生追求），与同学讨论：托尔斯泰究竟幸福还是不幸？
思考后明确：这并不矛盾。因为，能够看清真相的人“可以任意支配整个世界及其知识财富”，这样的人可以成为整个世界及其知识财富的主宰和主人。但他又是痛苦的，它看透了暴政、虚伪、丑恶和苦难，也看清了人间种种罪恶的原因，并尽其自己的毕生努力去改变它，但总是事与愿违，这才是最大的痛苦。晚年的托尔斯泰厌弃贵族生活，决然放弃财产，以致与家人产生矛盾，最后毅然离家出走，而客死于途中。
5.体会句子。
（1）托尔斯泰这对眼睛里有一百只眼珠。
（夸张描写，突出作为作家的托尔斯泰能把万事万物尽收眼底的观察力，作为一个世界文豪，他的作品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突出了他眼睛观察的敏锐性和丰富性）
（2）……这对珠宝有魔力，有磁性，可以把人世间的物质吸进去，然后向我们这个时代放射出精确无误的频波。
（运用比喻，突出了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既来自对社会生活人间百态的观察、研究，同时又通过他的作品准确地表现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3）当这一副寒光四射的匕首转而对准它们的主人时是十分可怕的，因为锋刃无情，直戳要害，正好刺中了他的心窝。
（这里的比喻，告诉人们托尔斯泰是一个作家，作家的良知使他敢于对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批判沙皇的专制、法律的虚伪、贵族的腐朽，揭示出农民贫困的原因。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良知又使他敢于批判自己，解剖自己，毅然与贵族家庭决裂——这是伟大作家的共性，例如鲁迅，他也敢于无情地解剖自己）
【相关资料】
· 作者简介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年），奥地利著名作家、小说家、传记作家。擅长写小说、人物传记，也写诗歌戏剧、传记、散文特写和翻译作品。作品有《月光小巷》《看不见的珍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等。他的小说多写人的下意识活动和人在激情驱使下的命运遭际。他的作品以人物的性格塑造及心理刻画见长，他比较喜欢某种戏剧性的情节。但他不是企图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去吸引读者，而是在生活的平淡中烘托出使人流连忘返的人和事。 他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家庭。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后去世界各地游历，结识罗曼·罗兰和罗丹等人，并受到他们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事反战工作，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二十年代赴苏联，认识了高尔基。1934年遭纳粹驱逐，先后流亡英国、巴西。1942年在孤寂与感觉理想破灭中与妻子双双自杀。 斯蒂芬·茨威格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以德语创作赢得了不让于英、法语作品的广泛声誉”。他善于运用各种体裁，写过诗、小说、戏剧、文论、传记，还从事过文学翻译。他在诗、短论、小说、戏剧和人物传记写作方面均有过人的造诣，但他的作品中尤以小说和人物传记最为著称。茨威格对心理学与弗洛伊德学说感兴趣，作品擅长细致的性格刻画，以及对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和心灵的热情的描摹。其作品在世界范围都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国内多家出版社在近年内出版过几乎所有他的传记著作和小说文集。 其代表作有小说《最初的经历》、《马来狂人》、《恐惧》、《感觉的混乱》、《人的命运转折点》（又译《人生转折点》）、《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又译《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危险的怜悯》等；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传记《异端的权利》、《麦哲伦航海纪》、《断头王后》、《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又译《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三位大师》、《同精灵的斗争》、《三个描摹自己生活的诗人》等。
· 托尔斯泰介绍
（陈燊）托尔斯泰（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俄国作家。１９２８年９月９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１６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１８１２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９岁丧父。１８４１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１８４４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性。１８４７年４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分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１８４９年４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１１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１２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１８５１年４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１８５４年３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１８５５年１１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１８５９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１８５６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５０至６０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１８５６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１８６０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１８５９至１８６２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２０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１８６０至１８６１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１８６２年７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１８５６年夏至１８５７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１８６２年９月，他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１８６３年起他以６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１８６６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１８６９年９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１８６８年秋至１８６９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７０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７０至８０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６０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１８７９～１８８０）和《我的信仰是什么？》（１８８２～１８８４）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１８８１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１８８２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１８８１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１８８４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１８９１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１８８１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１８９１至１８９３年和１８９８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１８９８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９０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１９０１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１９０４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１９０５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１８８２年和１８８４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８０至９０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２０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立墓碑和十字架。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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