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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玲：“少女情怀总是诗”
马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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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称呼郑玲为“姐珠珠”,而论年龄,郑玲比我母亲还大五岁呢。我感觉她像我的同辈人,“姐珠珠”是我送给她的美丽“爱称”。
认识郑玲是由于朱子庆,他参加一次株洲的诗歌笔会,大约是1988年吧,在会上最先认识郑玲,接着又认识了郑玲的先生陈善勳,他们谈得颇投缘,成了忘年之交。于是我和郑玲就有了书信来往,时不时互赠些小礼物,唇膏呵,香水呵,项链呵,裙子和风衣呵,那时社会刚刚开放,女人相互间赠送的,都是些与身体有关的细软之物,它让我们形同亲姐妹。
1988年秋天,子庆所在单位省文联刚给我们分配了一套新房,位于海珠区的晓园新村,而此时郑玲夫妇恰巧出差来广州,特地到我们家来。此前他们没有见过我,所以这次来“一是要看看马莉,二是要看看你们的新居”。那时广州酒楼不像现在这样多,我们款待朋友多是在自己家中。那天晚上子庆下厨操刀掌勺,郑玲和陈大哥还喝了点酒,我们聊天到深夜。陈大哥告诉我们,他很快要调来广州,郑玲正好离休,也跟着一起过来,他们要移居广州啦!虽然离我们很远,形同广州的西伯利亚,但那毕竟是在广州,我们已经很近了；所以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就像自己亲人要来到身边一样。在那晚的交谈中,我多少知道了郑玲的苦难经历:1958年,她写过一首有关“珍珠”主题的诗,诗的大意是:成功就像采珠一样来之不易,只有战胜惊涛骇浪才能获得成功。这首无关政治的小诗,竟在那场政治运动中被上纲上线,说诗里的“珍珠”暗指台湾,说她想到台湾去。郑玲于是被打成了右派。当时在省会长沙工作的郑玲,下放到了江永县的大山里———在一个叫张家村的地方落户,陈大哥爱慕着郑玲,愿和她一起承受苦难。在那里他们生活了近20年。郑玲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克制着不让眼泪流下来。
说到郑玲不能不说到陈大哥。诗人既命途多舛又性格执拗,几十年的相濡以沫,他义无反顾一直陪伴身边,让我们敬佩。陈大哥天分极高,诗歌散文小说都有造诣,记得我到南方周末报社上班的前一周,手上没有作者,更没有稿子,我为之发愁,陈大哥说,你莫愁,我是你的第一个作者,我给你第一篇文章!几天后,他把《荷花小鸟》交到我的手上,我很吃惊,文章写得那么漂亮。报到的第一天,我把文章交给了主编,很快就发表了。这让我初来乍到就有了一点底气。
后来,每逢过年过节我们都带着孩子去他们家,吃年饭,过年夜。后来,子庆开了七星书舍,变得忙碌起来,我们去郑玲家就少了,倒是反过来,她和陈大哥来我们家了———他们看望生病的诗人李士非,就来看望我们,那时我们和李士非是楼上楼下邻居。我知道郑玲和陈大哥像想念弟妹一样想念我和子庆,1993年春节的大年三十,我们带着孩子去芳村郑玲家过年,就像回娘家一样和乐美好。她女儿小莉菜做得非常好吃,我们边吃边看“春晚”,看完了又下楼去放烟花,第二天睡到10点才起床,一起去喝早茶,一起照相,一起去花圃赏花。那时,郑玲的眼神里流露的欢喜像早春的阳光,明媚迷人。
说到逛街,郑玲可喜欢去街市看服装了。那时候我学砍价刚出道不久,喜欢帮别人砍价,曾自告奋勇地多次帮郑玲砍价。砍价是一门学问,在我看那是很好玩的事。记得有那么几次,也包括郑玲的亲友,大家都陪她去买衣服,一个档口一个档口地走,她看中哪件我砍那件,经常是一件相中的衣服都试好了,价钱也几乎砍到了底价,可她还是不买,又往前走去,这时陈大哥就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眼神,既有对郑玲的怜爱,又有对朋友的歉疚。郑玲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女孩。
有一年,我把我在《大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寄给郑玲,她读了之后打电话来对我说:“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散文,我读了上一句根本不知道下一句是什么或者将会是什么,你文章中的想象力让我吃惊,让我感觉陌生,也很刺激,我很想读,我感到亲切……”
这些天画着郑玲,画着画着不知为什么眼睛很痛,因为有泪在里面,又不想流出来。我们很久没有去看郑玲了,忙不是一个理想的理由———南方周末的岗位竞争至今仍令人为之焦虑。但是郑玲没有怪罪我们,陈大哥在电话那头说:郑玲坐在轮椅上了,你们什么时候过来一趟呵,她有一本书要送给你们呵……这话打在我的心底,有些痛。因为对郑玲有着很深的感情,这种感情既像对姐姐,又像对母亲,即像爱,又不像爱。
郑玲爱美,且有极高的文学修养,虽长年疾病缠身而安详而不失创造活力,其诗晚来愈佳———他们那一代诗人屡遭政治洗礼,写作能回到美的维度上,实属不易,而在她却仿佛从不曾失去。
我喜欢教堂的彩色玻璃,那仿佛不是一般的玻璃,而是玻璃的结晶体,比玻璃要美。我固执地认为,诗歌在一定的程度上只有结晶为美才能成为诗歌,随随便便写下的不能结为晶体的,在我看来都不是诗歌,只是说话而已。我在郑玲的肩头,画上了一只栖止的彩色蝴蝶,犹如她那伴随一生的少女情怀。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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