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9位为啥能成为民国最具影响力教师？
辜鸿铭、胡适、鲁迅、梁启超、章太炎……真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课堂，融合了中西方思想，关注着近代中国与世界变迁，更带着自己独有的魅力。民国的老师教学具有人文色彩，老师也有个性，潜移默化也影响了学生个性地彰显，是一种心灵愉悦的教育。
辜鸿铭
北大著名怪人辜鸿铭先生，他虽然常年身着枣红马褂，拖着一条长辫，坚持复旧，保皇复辟，但在学问上亦是佼佼者。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
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
他精通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主讲西洋文学，后又主讲英诗。(不过后来蔡元培先生解聘了他，他上课常带一个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椅上，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儿吸水烟，一会儿喝茶，学生们着急地等着他。后来一学期竟只教了学生六首英诗。)
胡适
胡适先生身上的头衔非常多，大家最熟知的就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年轻时候的他，目光如炬，连眼镜也阻挡不住锋芒。他在美留学期间就曾着意于演讲技巧的培养，甚至注意到演说前不要吃太饱，最好喝杯茶或小睡这样的细节。执教北大后，他更是声誉日隆，很快成为最叫座的教授之一。
胡适先生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也很具特点。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道：“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徐志摩
讲课风格与胡适最接近的可能要算其好友徐志摩。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学生都感到这位诗人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充满着蓬勃的生气，“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时而用带浙江音的普通话，时而用流利的英语，真像是一团火，把每个同学的心都照亮了。……我们这批青年就好像跟着他去遨游天上人间，从而启发我们闯入文学艺术的广阔园地。”
30年代初徐志摩到北大上课，更是不拘一格，有时干脆把学生带出教室，到郊外青草坡上杂乱坐着或躺着，听着小桥流水，望着群莺乱飞，让学生和他一起畅游诗国。即使在教室上课，也颇潇洒随意，有人曾描述：“先生常口衔纸烟进教室，放脚于椅上或坐于书桌上讲书，在其蔼善面孔与疏朗音调中时时流露诗意之灵感，刹那间，和谐而宁静浑圆的空气，充满教室。有时使人感觉似在明月下花园中听老者讲美丽故事之神情。”
梁启超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口才并不好，不过其授课却也同样令人叫绝。他给清华学生上课，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又自负。
另据梁实秋等人回忆，“先生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已，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欢乐处，则大笑，声震屋梁;讲到悲伤处，则痛哭，涕泗滂沱。”总之，梁启超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临其境，莫不深受感染。兼之他博闻强记，四书五经、历史典籍、诗词歌赋，往往张口即诵。有时偶尔顿住，用手敲敲秃头，又立即想起，大段大段继续往下背。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梁实秋还曾言，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梁启超的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杨昌济
1918年6月，杨昌济应蔡元培先生邀请，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在此之前，他就积极投身教育，其教育观点“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在这个思想的主导下，他除了引导学生研究哲学，树立向上的人生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良社会等。
杨昌济的教育思想承接明朝大思想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而来，又接收了西方泡尔生等教育家现代教育思想，提出了：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以道德教育为中心，提出“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10方面内容;教育普及应与提高相结合;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反对赶时髦的留学之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此乃“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鲁迅
鲁迅的课以见解犀利见长，往往令人豁然开朗。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在北大国文系兼课，不少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据当时的旁听生鲁彦回忆：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外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学生。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
他讲课时既不威严也不慈和，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然而，他上课的效果却是出奇的好，教室里经常突然爆发出笑声，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冯至也回忆听鲁迅讲课，与读其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跟传统说法不同，但却十分中肯。
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讲授的唯一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的回忆录中记载下当时课堂上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并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挤得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钱穆
钱穆执教小学时，这样教小学生写作文：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一天下午，钱穆要求学生写作文，题目为《今天的午饭》。学生的作文交上来以后，钱穆选择这样一篇抄在黑板上。“今天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说话、作文要有曲折，有回味的余地，就像这篇作文的最后一句“可惜咸了些。”
作为教授执教时，钱穆先生的课从来都是座无虚席。朱海涛先生在《北大与北大人》中写道：“向例他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的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地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
章太炎
章太炎的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当然，在民国时期的名教授中，也有一些是不善讲课的。如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便“拙于言词，尤其不善于讲书”。梁漱溟亦是如此，他讲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见解，但却不善言辞，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还有明清史专家孟森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他从来不向台下看，照本宣读;下课时，讲义合上，转身走去，依然不向台下看。周作人的口才也不尽如人意，而且带有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讲台后又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双手插入棉袍的兜里才慢慢讲下去。冰心晚年曾回忆：“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
可是，无论老师是荒诞离奇标新立异款抑或是满腹学问敏思讷言款，他们都应该被尊重，也值得被尊重。他们在七尺讲台上走心传道授业解惑，可能他们没有故事，却无碍他们的无私付出。对于我们，数年之后，书中所学课上所授，已经忘十之七八;当年闲语和课外话音，却绝对意犹未尽，铭记甚深。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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