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列岛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我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处，距日本琉球群岛约73海里，但相隔一条深深的海槽。钓鱼岛列岛系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三个小岛礁组成，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最大，面积4.3平方公里，海拔约362米。东南侧山岩陡峭，呈鱼叉状，东侧岩礁颇似尖塔，岛上长期无人居住。
中国早在明朝就有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文献记载。日本称钓鱼岛属其冲绳县管辖，但日本的冲绳县在距今约125年前曾是独立的琉球国。在日本1871年开始吞并琉球国之前，中国曾与琉球国有过约500年的友好交往史，最先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等岛屿。在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中便有关于“钓鱼屿”的记载。
中国从明太祖开始向琉球派遣册封使，即专门代表当时中国政府册封琉球王的使节。1534年明朝第十一次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中有一段记载他们与琉球使者并舟同赴琉球的文字说：“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小不能相及矣。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标点系作者所加)(1)古米山又称姑米山(岛)，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夷人指当时船上的琉球人。文中琉球人见古米山而“歌舞于舟”的归家之喜清楚地表明，当时的琉球人认为只有过了钓鱼岛，到达久米岛后才算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则根本不属于琉球。
1562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就有“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等岛屿。可见早在明代，钓鱼岛就已被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防区。
此后，1562年的册封使郭儒霖所著《重编使琉球录》中又称，“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这段话更清楚地证实，当时中国已将钓鱼岛列岛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屿，即现在的赤尾屿作为与琉球分界的标志。
到清朝，中国与琉球的界线在钓鱼岛南面海槽一带已成为中国航海家的常识。清朝第二次册封史汪楫1683年赴琉球，并写下《使琉球杂录》。该书第五卷中记载了他途经钓鱼岛、赤尾屿后为避海难而祭祀时，船上人告诉他船所经过的海槽(当时称为“过郊”或“过沟”)即是“中外之界”。此后，1756年赴琉的周煌在其《琉球国志略》第十六卷中也提到汪楫“问沟之意，曰中外之界也。”证实了“黑水沟”是“与闽海界”，以海槽相隔，赤尾屿以西的钓鱼岛各岛皆为中国领土。
1719年赴琉球的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所著《中山传信录》当时对日本及琉球影响极大。该书是经徐葆光在琉球潜心研究，与琉球地理学家、王府执政官等人切磋后写成的，十分严谨可靠。它被译成日文，成为日本人了解琉球的重要资料来源。该书指出册封使赴琉球的海上航路是：从福州出发，经花瓶、彭佳、钓鱼各岛北侧，自赤尾屿达姑米山。书中又注出姑米山乃“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即镇守琉球边关之山，而将现八重山群岛的“与那国岛”称为“此琉球极西南属界”。
上述说明，明清两朝政府一直视钓鱼岛为中国领土。直至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即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慈禧太后还曾下诏书，将钓鱼岛赏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作为采药用地。此诏书中写道：“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
关于钓鱼岛自明代以来即为中国领土，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经过严肃认真考证后得出的结论。井上清曾于1972年撰写了一部专著，题为《“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他在书中指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经过查阅历史文献而断定：钓鱼岛在日本染指之前并非“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正如井上清教授所云，日本明治维新开始(1868年)以前，在日本和琉球，离开中国文献而独立言及钓鱼岛的文献，实际上一个也找不到。日本最早有钓鱼岛记载的书面材料当算1785年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然而，他也是以中国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为依据的，该图也是采用中国的“钓鱼台”为岛名，并将钓鱼岛和中国福建、浙江用同一淡红颜色标出，而久米岛则同琉球一样为黄褐色，并照引徐葆光的话称，久米岛是“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1719年日本学者新井君美所著《南岛志》一书中提到琉球所辖36岛，其中并无钓鱼岛。1875年出版的《府县改正大日本全图》中也无钓鱼岛。甚至直到1879年，中国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就琉球归属谈判时，中日双方仍确认，琉球是由36岛组成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等岛屿。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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