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的“风月情结”

  少年时读杜牧的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从中虽然悟出了诗人的悔悟之意，但作为诗人这一正面形象，杜牧的放任之举还是大惊了我一番。后来，从诗词、影视作品等各中发现，古代文人对青楼声色的眷恋决非个别现象，甚至近乎一种潮流。

  白居易大约在五十四岁任苏州刺史时，始有关于家妓的记载：“一抛学士笔，三佩使君符。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履舄从相近，呕吟任所须。金嘶衔五马，钿带舞双姝。不得当年有，犹胜到老无。合声歌汉月，齐手拍吴觎。今夜还先醉，应须红袖扶。”（《对酒吟》）

  才华卓越的大词人柳永则更为突出。柳永一生沉迷酒色，终日混迹于秦楼楚馆、烟花巷陌，为歌舞娼妓填词无数，深受妓女们的爱戴。他的一首首动人心魄的美词中，无不透着妓女的影子。一首《西江月》就满写了三个妓女，“师师生得艳冶，香香于我多情，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奸字中心著我”，坦荡表现了柳大才子的风流禀性。当时妓女中流行着“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的唱词，便是妓女对柳永喜爱崇拜之情的真实写照。不仅如此，柳永死时乃是妓女们合金而葬，死后还频有妓女前去凭吊。

  此外，元稹、温庭筠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都与青楼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
　　
  古语云：“万恶淫为首。”作为现代人，尤其是女性，很自然地对风月场所充满抵触情绪。但客观地分析古代文人的这种情结则不难发现，古代的妓院作为特殊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它的存在不无一定的原由，文人对它的依恋也不能完全用现在的价值观来评判。
　　
  首先，娼妓业在古代虽社会地位低下，为主流文化所鄙夷，但毕竟是当时的社会制度所容纳的，属合法经营。这是一个大前提。
　　
  其次，我以为，古代文人对青楼的留恋并非纯粹的生理反应，而是一种深层次的情感寄托。众所周知，在那个被礼教重重包围的时代，结婚要听任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终身伴侣之间可能毫无感觉、毫无交流可言，要人们忠实于这样的婚姻，实则极不人道。与此同时，古代的主流文化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无法受到文化教育，她们所接受的教化中，“三从四德”更胜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循规蹈矩的言行举止使她们变得棱角平平，天性全无；妓女则恰恰相反，她们是针对人性化的需要而专门调教出来的，大多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同时又挣脱了礼教，秉月貌，擅风情，真实自然，可以说，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妓女比一般妇女更富有才情和浪漫气息，这也是中国古代出名妓的最有力解释。对于追求浪漫、渴慕知音的文人骚客们来说，妓女显然比良妇更令他们心驰神往了。
　　
  实际上，古代的青楼是被诗化了的青楼，是激发诗人灵感的特殊土壤，它具有诗意和浪漫，富于文化气息，由此还产生了所谓的“青楼文学”：不但咏赞妓女的诗词大量涌现，更有文人为妓女写传，如《赛金花》、《李师师》、《小凤仙》等。
　　
  然而，从杜牧的“十年一梦”中，我们还是读出了诗人的悔意。对风月场所的青睐到了“沉迷”的地步，仍是不可取的。之所以会沉迷，除了正常的情感需求外，更多的是对现实的逃避。仕途坎坷、江湖落魄是这些文人墨客的共同遭遇，杜牧“落魄江湖载酒行”、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柳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面对“学而优则仕”的主流价值取向，文人们无不感到失意、落寞，满腹才学却无用武之地，只得躲进风月场里偎红依翠，寻欢度日了。
　　
  与此相应，在以男性为尊的封建社会中，妓女即使得到喜爱，也不过是被男人当作赏玩的工具而已。柳词中对妓女的歌咏，如“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鸳衾暖、凤枕香浓”、“娇波艳冶，巧笑依然”等，多是对妓女容貌体态的赞美，难见真情真意，俗语云“多情便是无情”一语中的。白居易的《追欢偶作》中“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更充分说明了古时文人对妓女的狎弄和贱视。
　　
  再则，妓女虽才艺出众，但毕竟以卖笑为生，迎来送往逢迎讪笑是家常便饭，始终难脱商业本质。所以，文人与妓女之间的感情仍然没有超出娱乐之情的俗流，并非现代意义上平等、专注的“爱情”，不值得歌颂和提倡。
　　
  我们在欣赏古诗词时切不可忽略时代背景，混淆道德界限。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